“好吧，那女的怎么回答？”
“我想是‘离开，离开这里’之类的。接着她差点摔倒在地，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她就叫我走了。”
“你照做了？”
“一溜烟就开走了。”
“然后你认出了上你车的人？”
“我本来就猜到男孩是那个被杀害的天才的儿子，但那个女的……我隐约觉得面熟。我全身抖个不停，最后再也没法开车，就把车停在环城大道上，在斯坎斯库尔地铁站旁，然后到克拉丽奥酒店去喝杯啤酒，让自己镇定下来。这时候我才想到，她正是几年前因杀人被通缉的女孩，结果没被起诉，原来她小时候在精神病院有过一些可怕经历。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个朋友的父亲就曾经在叙利亚遭受酷刑虐待，他当时的遭遇跟这女孩差不多，什么电击之类的，他根本无法面对以前的事，一回想就好像又再次受到虐待一样。”
“你能确定吗？”
“你是说她受虐？”
“不，我是说她真的是莉丝·莎兰德？”
“网络上的照片我全看过了，毫无疑问。而且还有其他特点也吻合……”
查罗有些迟疑，似乎感到尴尬。
“她脱掉T恤用来包扎伤口，当她转身把衣服缠在肩膀上时，我看见她整个背上刺了一条大龙。有一篇旧报道提过这个刺青。”
爱莉卡带着几个装满食物、蜡笔、纸张和两三幅拼图等物品的购物纸袋，来到嘉布莉的夏日小屋，却不见奥格斯或莎兰德的踪影。无论是通过Redphone app还是加密连线，莎兰德都没有回复，爱莉卡忧心如焚。
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好兆头。老实说，莎兰德一向不会作不必要的联系或保证，但这次是她要求找一栋安全屋，何况她还要负责照顾一个孩子，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都不回电，肯定是伤势严重。
爱莉卡咒骂了一声，走到屋外的露台上，几个月前她才和嘉布莉坐在这里聊着逃离尘世，感觉却已如陈年往事。如今已没有桌椅、没有背后的喧哗声，只有白雪、树枝和风雪吹扫过来的残破碎片。四下里了无生气。不知怎地，那场小龙虾派对的回忆增添了几分寂寥，而那些欢乐气氛则有如鬼影般披挂在墙上。
爱莉卡回到厨房，将一些微波食物放进冰箱，包括肉丸、肉酱意大利面、酸奶肉肠、鱼派、薯饼，还有一大堆更不营养的垃圾食物，是布隆维斯特建议她买的：比利牌厚片比萨、饺形碎肉馅饼、冷冻薯条、可口可乐、一瓶爱尔兰杜拉摩威士忌、一条香烟、三包薯片、三条巧克力棒和几条新鲜甘草根。接着将画纸、蜡笔、铅笔、橡皮和一把圆规尺放到大圆桌上，并在最上面那张纸画了太阳和花，还用四种温暖色彩写上“欢迎”二字。
这栋别墅离印格劳海滩很近，但是从海滩看不见别墅。屋子位于高耸的岩岬上，前方有松林遮掩。屋里有四个隔间，隔着玻璃门连接露台的厨房是最大的一间，也是屋子的核心部位。除了圆桌外，还有一张旧摇椅和两张破旧凹陷的沙发，但沙发多亏了有两条格子花呢红毯罩着，倒也显得舒适诱人。这里是个温暖的家。
这里也是个安全的家。爱莉卡将门开着，并依事先约定将钥匙放在门厅柜的最上层抽屉，然后步下沿着陡峭平滑的岩坡铺设的木梯——开车来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进屋。
风又开始猛烈地吹，阴霾的天空里风起云涌。她意志消沉，开车回家的一路上都未见好转。她心念一转想到了汉娜·鲍德。爱莉卡称不上是她的粉丝——以前汉娜常常扮演那种性感、没大脑、所有男人都觉得可以轻易诱骗的女人，而爱莉卡就讨厌电影业者对这类角色情有独钟。但如今情况已彻底改变，爱莉卡不禁对自己当时的无礼态度感到懊悔。是她过于苛求了，年纪轻轻便事业有成的美女总是太容易批判他人。
近年来，偶尔会在大片中出现的汉娜，眼中往往带有一丝忧郁，使得她扮演的角色更具深度，而那也许是真实情感的反射——爱莉卡又怎么知道呢？她经历过几段艰难时期，尤以过去这二十四小时为甚。打从一早起，爱莉卡就坚持要带汉娜去见奥格斯，这肯定是一个孩子最需要母亲的时候。
可是当时还与他们保持联系的莎兰德却不同意。她写道：还没有人知道消息是从哪儿泄漏的，母亲周遭的人也不能排除。不受任何人信任的卫斯曼正是其中之一，他好像整天都待在屋里躲避守在外头的记者。他们现在是进退维谷，爱莉卡不喜欢这种感觉。她希望《千禧年》还是可以有尊严地深入报道这则新闻，不让杂志社或其他任何人受到伤害。她深信布隆维斯特可以做到，看他此刻的模样就知道了，何况还有安德雷帮他。
爱莉卡对安德雷极有好感。不久前，他到她和贝克曼位于索茨霍巴根的住处做客，晚餐席上他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听完后让她备感同情。
安德雷十一岁时，双亲在塞拉耶佛的一次炸弹爆炸中丧命。在那之后，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外面的坦斯达与姑妈同住，但她丝毫没有留意到他的智能倾向与心理创伤。父母遇害时他并不在现场，但他的肢体反应就好像是仍然在为受到创伤后的压力所苦。直到今日，他依然憎恶巨大声响与突如其来的举动，也讨厌在公共场所看到弃置的袋子，更痛恨暴力，而那种强烈恨意爱莉卡从未在其他人身上看见过。
小时候，他会躲进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奇幻文学中，读诗和传记，崇拜西尔维娅·普拉斯、博尔赫斯与托尔金[44]，并苦心钻研有关计算机的一切知识。他梦想着能以爱与人类悲剧为主题，写出令人肝肠寸断的小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一心期盼凭借热情来治愈自己的伤痛，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感兴趣。然而，在他十八九岁的某天晚上，去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媒体研究学院听布隆维斯特的演讲，人生便从此改变。
布隆维斯特的慷慨激昂鼓舞他挺身而出，见证一个充斥着不公不义、不容异己与底层腐败等现象的世界。于是他开始想象自己写的是批判社会的文章，而不再是赚人热泪的罗曼史。不久之后，他出现在《千禧年》的门口，问他们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做，冲咖啡、校稿、跑腿都行。爱莉卡一开始就看出他眼中燃着火，便派给他一些较不重要的编辑工作，诸如公告、搜集资料和简单的人物侧写。但最主要还是叫他多看书，他也确实很用功，就和做所有事情一样认真。除了研读政治科学、大众传播、金融财务与国际冲突等书籍，他也接《千禧年》的一些临时工作。
他期许自己能成为举足轻重的调查记者，就像布隆维斯特。但和绝大多数调查记者不同的是，他不是个硬汉，个性依然浪漫。布隆维斯特和爱莉卡都曾经努力为他解决情感问题。他太坦率、太透明，总之就是人太好了，布隆维斯特经常这么说。
不过爱莉卡相信安德雷正慢慢褪去那种属于年轻人的脆弱性格。她从他写的报道中看到了改变。起初他野心勃勃地想伸出触角接触群众，导致他的文章风格显得拙劣，但如今已变得比较实事求是、简洁有力。这回能得到机会帮布隆维斯特写鲍德的新闻，她知道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目前的计划是：重要的核心叙述由布隆维斯特执笔，安德雷则负责搜集资料以及撰写一些补充说明。爱莉卡觉得他们俩是完美组合。
她把车停在贺钱斯街后走进办公室，果不其然便看见布隆维斯特和安德雷坐在里头，全神贯注。只不过布隆维斯特偶尔会低声自言自语，眼神中依然流露出那股令人赞佩的坚毅，但也带着痛苦。他几乎一夜未眠，媒体上抨击他的猛烈炮火未曾停歇，而他接受警方讯问时却又不得不做出媒体所指控的事：隐瞒信息。布隆维斯特一点也不喜欢做这种事。
布隆维斯特在许多方面都是个守法的模范公民，但如果说有谁能让他破例越线，那非莎兰德莫属。他宁可自己背上污名也不愿背叛她，所以才会一再地对警方说：“我要主张保护消息来源的权利。”也难怪他会对事情的后果感到不满意又忧虑。不过他和爱莉卡一样，为莎兰德和男孩担的心远远大于对自己处境的烦忧。
“还顺利吗？”她看了他一会儿才问道。
“什么？……嗯……还好。那边怎么样？”
“我铺好了床，吃的东西也放进冰箱了。”
“很好。没被邻居看见吧？”
“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怎么会这么久？”他说道。
“就是不知道啊，我都担心死了。”
“但愿他们是在莉丝家休息。”
“但愿如此。你还发现什么了吗？”
“不少。不过……”布隆维斯特欲言又止。
“怎么了？”
“就好像……又被丢回到过去，重新走上以前走过的路。”
“这你得好好解释一下。”她说。
“我会的，”布隆维斯特瞄了一眼计算机屏幕，“但我得先继续挖掘，晚一点再说。”听他这么说，她便留他继续工作，自己则收拾东西准备开车回家，但只要他开口，她随时可以留下陪他。
第二十章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夜平静地过去了，平静得令人心惊。早上八点在会议室里，包柏蓝斯基满怀心事站在所有组员面前。将法斯特踢出去之后，他相当有把握能再度有话直说，至少他觉得在这里面对同事比使用计算机或手机更安全。
“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情况有多严重，”他说，“机密消息外泄，有一个人因此丧命，还有一个小男孩身陷险境。尽管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却仍查不出事情的起因。泄漏消息的有可能是我们，或是国安局，或是欧登医学中心，或是艾铎曼教授身边的人，又或是男孩的母亲和她的伴侣卫斯曼。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甚至对一切都要抱持怀疑态度。”
“也有可能是计算机被入侵或是电话被窃听，”茉迪说，“我们所面对的罪犯对新科技的操控力似乎是前所未见。”
“确实如此。”包柏蓝斯基说，“我们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小心，不管上级对我们新的手机通讯系统评价多高，都不能在电话上讨论有关这项或其他任何调查工作的重要话题。”
“他们之所以觉得这系统很好，是因为花了很多钱安装。”霍姆柏说。
“或许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角色，”包柏蓝斯基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我刚刚和国安局一位杰出的年轻分析师谈过，她叫嘉布莉·格兰，你们也许听说过。她指出对我们警察而言，忠诚的概念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清楚明了。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忠诚对象，对吧？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法律。另外还要忠于民众、忠于同事，但也要忠于上司、忠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职业。大伙都知道，有时候这些利益会互相冲突。我们可能会选择保护某个同事，因而未能对民众尽责，又或者可能会听命于上级，就像法斯特那样，结果却抵触了他应该对我们展现的忠诚。但从现在起——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想听到的忠诚只有一种，那就是忠于调查本身。我们要抓到杀人犯，还要确保不再有人遭其毒手，同意吗？就算是总理本人或是美国中情局局长来电，搬出爱国情操之类的大道理或是以事业前途利诱，你们还是要守口如瓶，好吗？”
“好。”大伙异口同声地说。
“好极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斯维亚路出手相救的人就是莎兰德，现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找出她人在哪里。”
“所以得把她的名字告知媒体啊！”史文森有点激动地大声说道，“我们需要民众的帮助。”
“这一点还有异议，所以我想再次提问。大家别忘了，过去莎兰德曾经遭受到卑劣的对待，无论是我们还是媒体……”
“事到如今，那已经不重要了。”史文森说。
“可以想见在斯维亚路上或许有人认出了她，她的名字也迟早会曝光，那么这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但在此之前，要记住是她救了那个男孩。”
“这点毫无疑问，”史文森说，“但接下来也可以说是她绑架了他。”
“我们得到消息说她不计一切代价都要保护男孩的安全。”茉迪说，“莎兰德与公共机构交手的经验绝对是负面的——她整个童年就是被瑞典官僚加诸于她的不公待遇给毁了。如果她跟我们一样，怀疑是警局内部走漏消息，那她就不可能联络我们。现实正是如此。”
“那不重要。”史文森坚持说道。
“也许吧，”茉迪说，“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评估公开她的名字对调查有无帮助，这点我和包柏蓝斯基都认同。至于调查工作，则要以男孩的安全为优先考量，但这方面却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霍姆柏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并立刻吸引了所有人注意，“要是被人知道莎兰德涉入此事，男孩就会有危险。但还是有几个问题，首先，怎么做才合乎职业道德？我不得不说，即使我们内部有人走漏消息，还是不能让莎兰德把男孩藏起来。那个男孩是调查中的关键人物，不管有没有内鬼，我们绝对比一个有情绪障碍的女孩更能够保护孩子的安全。”
“当然了，绝对是的。”包柏蓝斯基喃喃说道。
“就算这不是一般所谓的绑架，没错，就算这么做是出于一片好意，却可能对孩子造成同样大的伤害。在经历这许多变故后还要像这样逃亡，肯定会在他心里留下巨大阴影。”
“没错，”包柏蓝斯基说道，“但还是老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手上掌握的信息？”
“这点我赞成史文森的想法。我们必须马上公布她的名字与照片，这将能带来许多宝贵线索。”
“也许吧，”包柏蓝斯基说，“但同样也会帮助凶手。现在必须假设他们尚未放弃寻找这个孩子，事实上恐怕是恰恰相反。既然不知道莎兰德与孩子之间有何关联，自然也无从得知她的名字会给凶手提供什么样的线索。我不认为把这些细节告诉媒体能保护那个孩子。”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保留这些信息能不能保护他。”霍姆柏说道，“目前缺少的拼图还太多，无法下任何结论。譬如说，莎兰德会不会是替另一个人做事？又或者她除了保护孩子之外，还另有目的？”
“还有她怎么知道林典和孩子会在那个时间来到斯维亚路？”史文森说。
“也许她刚好到那里去。”
“看起来不太可能。”
“事实往往会出人意料。”包柏蓝斯基说，“这是事实的本质。不过我同意，这次不太像是巧合，在这种情况下不像。”
“布隆维斯特也知道要出事，这又怎么解释？”傅萝说。
“布隆维斯特和莎兰德之间有点关联。”霍姆柏说。
“的确。”
“布隆维斯特知道那个孩子在欧登医学中心，不是吗？”
“孩子的母亲告诉他的。”包柏蓝斯基说，“你们应该想象得到，她现在十分绝望，我刚刚才和她长谈过。但是布隆维斯特说什么也没道理知道林典和孩子被骗到外面路上来。”
“他会不会侵入了欧登的计算机？”傅萝思索着说。
“我无法想象布隆维斯特会变成黑客。”茉迪说。
“那莎兰德呢？”霍姆柏说，“我们又对她了解多少？我们有一大叠关于这个女孩的资料，可是上一次和她交手时，她可是扎扎实实让人大吃一惊啊。说不定这次也一样，光看表象并不可靠。”
“我同意。”史文森说，“问号实在太多了。”
“我们现在有的几乎全是问号，正因如此才应该谨守原则。”霍姆柏说。
“我怎么不知道原则手册涵盖的范围这么广。”包柏蓝斯基语带讥讽地说，但马上就后悔了。
“我只是想说事情是怎么样就该怎么看待，而这就是一起儿童绑架事件。他们几乎已经失踪二十四小时，还没传来只言片语。我们应该公开莎兰德的名字和照片，然后仔细过滤所有网民提供的消息。”霍姆柏颇具威严地说。似乎所有组员都支持他，为此包柏蓝斯基不由得闭上眼睛，心里想着自己有多爱这群人。他对手下的爱更胜于手足，甚至更胜于父母，但现在他却感觉不得不与他们对立。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找到他们，不过暂时还不会公布姓名和照片，否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危险，我不想冒险为凶手提供任何线索。”
“而且你觉得内疚。”霍姆柏冷冷地说。
“我觉得非常内疚。”包柏蓝斯基说着想到他的拉比。
想到孩子和莎兰德，布隆维斯特担心得难以入睡。他再次试着通过Redphone app和莎兰德联络，但她还是没回应。她从昨天下午起便音信全无。此时他坐在办公室里，试着专心工作，找出之前忽略的部分。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他隐约感觉到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只要找到它，整件事就能明朗，但是他怎么也推敲不出来。也许他只是自欺欺人，也许这只是他一厢情愿，觉得有必要看出什么大阴谋。莎兰德用加密连线传给他的最后一个信息写道：
尤利·波达诺夫。查查他。就是他把鲍德的技术卖给了索利丰的艾克华。
网络上有一些波达诺夫的图片。相片中的他穿着直条细纹西装，虽然十分合身，却仍显得不搭调，好像是他前往照相馆途中顺手偷来的。波达诺夫有一头细长柔软的直发，满脸痘疤，大大的黑眼圈，而且隐约可以看到袖口底下有一些非专业的刺青。他的眼神阴险、凶狠、凌厉。虽然身材高大，但体重顶多六十公斤。
他看起来像是有前科的人，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肢体语言，布隆维斯特似乎从中看见鲍德住处监视器画面里那个人的影子。波达诺夫也同样给人一种寒酸、粗野的印象。
另外还有一些他以柏林商人的身份接受访问的内容，他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可以说是在街头出生。“我天生注定要死在后街巷弄里，手臂上还插着针头。但我终究把自己拉出了泥淖。我天资聪颖，而且是个了不起的斗士。”他如此说道。从他的经历看来，没有哪个细节与这些说辞相互矛盾，只是难免令人怀疑他的发迹并不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某些迹象显示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赏识他的才能，曾经帮助过他。某德国科技杂志引述了荷斯特信贷机构一位资安主管的话：“波达诺夫的双眼有法术，可以侦测到谁也侦测不到的资安系统漏洞。他是个天才。”
因此波达诺夫是个明星黑客，只不过他对外扮演的角色是“白帽”，专为善良、合法的一方服务，协助各公司行号找出计算机安全系统中的漏洞，以此换取丰厚报酬。他的公司“放逐资安”毫无可疑之处，董事也都是教育水平颇高的体面人士。但布隆维斯特并未就此作罢，他和安德雷仔细检视与该公司有过接触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合伙人的伴侣，终于发现有一个叫奥罗夫的人曾经担任过一小段时间的代理董事。这有点奇怪，因为弗拉狄米·奥罗夫不是IT人员，而是建筑行业的一个小角色。他一度曾是前景很好的克里米亚重量级拳击手，从布隆维斯特在网络上找到的几张照片看起来，他显得饱经风霜、冷酷无情。
传说他曾经因为重伤害与中介卖淫被判刑。他结过两次婚，两任妻子都死了，但布隆维斯特完全找不到两人的死因。但最有趣的发现是此人曾是一家早已不存在的小公司的候补董事，该公司名为“波汀建筑与出口”，专门从事“建材买卖”。
公司老板是卡尔·阿克索·波汀，又名亚历山大·札拉千科，这个名字唤起了关于一项阴谋的回忆，这项阴谋后来还成了《千禧年》最轰动的独家新闻。札拉千科是莎兰德的父亲、是她的阴影，也是她满怀激愤决定以牙还牙的这份决心背后的那颗黑心。
他的名字突然出现会是巧合吗？布隆维斯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件事只要挖得够深，总能找到连接点。人生中常会有一些虚幻的联系，只是一涉及莎兰德，他便不再相信巧合。
如果她打断某外科医师的手指或是着手调查某先进计算机科技的失窃案，你就能确定她不只彻底思考过，而且事出有因。莎兰德不是个会将不公不义抛到脑后的人。她会报复，会导正错误。她之所以涉入此案，难道与她本身的背景有关？这绝不是无法想象的事。
布隆维斯特从计算机抬起头瞄了安德雷一眼，安德雷也向他点点头。厨房飘出淡淡的烹调味道，约特路上传来轰然作响的摇滚乐。外头风雪呼号，天空依然乌云涌动。布隆维斯特习惯性地登入加密连线，原本并不期望有什么新发现。但他脸色瞬间一亮，甚至脱口发出低声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