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来了，是死者庄鹏的血。”林涛说，“我把板凳提取回去，看能不能找到其他人的DNA。既然凶手把板凳拿了出去，就有可能在板凳上留下DNA。”

　　我笑了笑，说：“行吧，那我们回县局，一边对刀片检验，一边和他们碰头。”

　　回到县局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会议室里的大家伙都姿态各异地打着瞌睡。

　　“不好意思，来晚了。”我说。

　　大家这时候纷纷坐直了身子，伸着懒腰。

　　最着急的，是洋宫县公安局新上任没两天的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刘局长。刘局长这新官上任三把火，还着实是厉害。

　　“怎么样？有线索吗？”刘局长急着问我。

　　“法医一般都最后说，各部门先说说吧。”我坦然自若地坐了下来，喝了口水，说道。

　　“那我先说吧。”程子砚说，“现场附近只有一百米外有一家农户装了监控。可是，晚上根本看不到那么远，不过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很多农户家灯是亮的，如果有人翻墙进入现场，还是能看到影子的。我们做了现场实验，在有灯光的情况下，如果有人翻墙，可以看到身影。不过，通过对监控的审阅，我们没有发现有身影进入现场院墙。”

　　“能确定吗？”刘局长有些兴奋。

　　毕竟排除了外人进来作案，嫌疑人范围就很小了。

　　“不能完全确定。”程子砚说，“毕竟灯光情况很难还原到事发当时的情况。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没有人进入的。”

　　说完，程子砚见大家没有问题了，就又像我们刚刚进来时候那样，在一张白纸上画着什么了。

　　陈诗羽接着说：“侦查这边，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庄鹏是镇子上中学的初二学生，平时性格非常内向，不太喜欢说话，学习成绩也一般。据了解，他父亲和他关系正常，并没有什么吵嘴打架的经历。据说庄建文平时工作挺忙的，有的时候还会直播自己的手艺活儿，有几千粉丝，也会通过直播来获取一些打赏补贴家用。庄建文平时有点刁钻刻薄，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所以工友、邻居都和他保持距离。庄建文的妻子乐屏，性格挺懦弱的，内向话不多，平时就是务农，夫妻关系还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想知道，庄鹏最近有什么就医的情况吗？”我问。

　　“这个我还真是查了。”陈诗羽说，“我们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说，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他们下体育课回来，发现庄鹏不知道哪里受伤了，一手的血，正在用卫生纸擦。他们关心地问他要不要去校医院，当时庄鹏就一脸极为惊恐的表情说自己不去。后来我们去校医院和镇医院都调查了，从能查到的病历资料看，没有庄鹏的任何就诊记录。”

　　大家都面无表情，我却欢欣鼓舞地说：“你解答了一个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

　　“什么问题？”刘局长问。

　　我笑了笑，没回答，示意林涛接着说。林涛说：“现场勘查也是没有发现任何外来人员侵入的迹象。现场卫生间里，只有他们家人的指纹和足迹。血足迹，却只有死者庄鹏自己的。这个现场和我们在龙番勘查的邱以深的现场非常相似，不知道是凶手留心了，还是巧合，凶手没有踩到足够多的血迹上，所以没有留下可以鉴定的血足迹。”

　　“所以，我们目前分析是他家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对吗？”刘局长问。

　　我转头盯着被林涛带回来的板凳，说：“现在，我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这个板凳上，是怎么黏附了死者的血迹的。”

　　3

　　就在大家都在疑惑地看着我的时候，县局的技术员走进了会议室，说：“两个结果，一个是死者体内没有发现常见毒物或毒品。另一个是现场发现的双面刀片上，检出死者庄鹏的指纹和死者庄鹏的血迹。”

　　“凶手戴手套了？”林涛失望地问道。

　　我倒是灵光一闪，对林涛说：“你擦取的板凳上的DNA，是直接送去进行DNA分型鉴定的对吧？是不是没有做确证实验和种属实验？”

　　林涛摇了摇头。大家也是听得一头雾水。

　　“走。”

　　我走到会议室的一角，拿起装了板凳的物证袋，二话不说往门外走去。刘局长不知道我卖的是什么关子，破案心切的他也忍不住跟了上来。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跟着我直接到了县局技术室的法医学实验室。

　　“按照公安部的规范，实验室里有抗人Hb金标试纸条吧？”我问。

　　“现在DNA都完全普及了，谁还做血迹的种属实验啊。”孙法医一边翻动着器材柜，一边说，“不过，应该有以前剩下来的。”

　　好在孙法医还真的在尘封的器材柜里，找出了一盒不知道哪一年生产的抗人Hb金标试纸条。

　　我把一小块纱布用生理盐水浸湿后，在板凳腿的血迹上擦拭了一会儿，又将纱布浸泡在一试管的生理盐水中，过了一会儿，将试纸条伸进试管里。

　　一条红线，阴性！

　　“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笑着说完，拉着林涛和刘局长就往回走。

　　刘局长又是着急又是迷惑，只好跟着我一起回到专案组的会议室。

　　“我可以断定，这一起案件，是一起意外案件。”我说，“死者腹部的创口，是自己形成的，不慎割破了腹膜，导致肠道外露。他反复几次把膨出的肠道塞回腹腔，终因剧烈疼痛和失血的综合作用而休克死亡。”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别急，你们听我说。”我说，“首先，死者身上的创口，因为过于密集，所以我分析必然是处于一个很稳定的体位形成的。如果是外人形成的，他不可能站在那里不动，给别人割。”

　　“也许是躺下了呢？”林涛说，“我分析，凶手应该是用板凳砸晕了死者，然后下手的。这才是凶手要把板凳拿出去的原因。不是为了垫脚，而是为了让警察注意不到这个除了锐器之外的凶器。”

　　我扭头看看大宝，说：“我说有人要质问死者是不是头部有伤了吧？”

　　大宝恍然地点点头，说：“这个我仔细检查过了，我可以肯定，他头部没受到任何打击。”

　　“不仅仅是死者没有被致晕的因素，更是有血迹分析可以佐证。”我说，“死者的裤子上黏附了大量的血迹，鞋底里也有大量的血迹，大腿小腿上血迹的流向方向都是从上往下。结合死者唯一的开放性创口是右腹部，这说明死者受伤流血的时候，是处于站立位的，血液才会从上往下流。没有人会在昏迷的时候保持站立位，因此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死者是在很清醒的状态下，被切割腹部的。那么，一个清醒的人，怎么会保持不动，被切割腹部呢？如果只是轻微的切割，倒是有可能在逼迫或者控制下进行。但是这种切割完了，反复塞回肠道的动作，就解释不过去了。遭受着能导致死亡的剧烈疼痛，却依旧不敢动？这我是不信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损伤，应该是死者自己形成的，这样才最合理。”

　　我顿了顿，在刘局长和大家惊讶的表情中，接着说：“当然，我们刚开始认为是命案有两个最重要的依据，一是现场没有凶器，二是板凳被挪出了室外，但室外没有血迹。现在，我们在现场找到了恰好被踢入玻璃隔断底部的刀片，而且做出了死者自己的指纹和血迹，这个反而变成了证实死者自伤的依据。”

　　“可是，第二点，你依然没法解释啊。”刘局长说。

　　“刚才我做的种属实验，就是为了解释第二点。”我说，“小羽毛，你是不是调查过，最近死者家里杀猪了，还是杀鸡了？”

　　陈诗羽露出意外的神色，说道：“确实调查了。因为死者家的猪圈里没有猪，所以我们顺道问了一下。半个月前，他们家在院子里杀猪了。”

　　“那就对了。”我笑笑说，“板凳腿上的血迹，是猪血。”

　　“那不可能！”林涛叫道，“DNA做了，是死者庄鹏的血，这还能搞错吗？”

　　“过分依靠DNA，是我们现在工作中的一个隐患。”我说，“DNA不是证据之王啊！”

　　“怎么说？”林涛说，“DNA可以看基因分型，甚至可以看出性别，准确率那么高，这个不会错的。”

　　“DNA结果，并不是直接的‘是’或者‘否’，而是一个图谱。”我说，“对图谱的分析，就是在图谱中，找出人类的‘峰值’，从而得出结论。因为动物血的图谱和人类血的图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结果做出来后，首先就会把这些不是人类血的图谱给过滤、筛除掉。如果这个板凳上，只有猪血，那么DNA就啥也做不出来，得出的结论是未检出人的DNA分型。但是如果这个板凳上黏附了并不是血迹的其他人体组织细胞。比如说，庄鹏经常拿这个板凳腿蹭脚，脚上脱落的皮屑就会黏附在板凳腿上。当你提取板凳腿上的血迹的时候，也提取到了那些脱落的皮屑。DNA做完之后，把猪血的结果直接过滤掉，得出了人皮屑的数据，而你却认为，那些数据是你提取的血痕的DNA数据。这就是我们说的DNA的‘误判’。后来，我补充做了血痕种属实验，确定这些血不是人的血。那么值钱的DNA结论就没有意义了。”

　　大宝一拍大腿，点头说道：“是啊！以前我们看到疑似血迹，是有一系列工作程序的：第一，我们要进行预试验，确定那可疑斑迹是血。第二，再进行种属实验，确定那是人血。只有确定了这两点之后，那可疑斑迹才有证据价值。唉，有了DNA检验，我们就把这套老一辈留给我们的检验方法给放弃了。”

　　我接着说：“大宝说得对，因为从理论上讲，DNA检验既可以分辨是不是血，又可以分辨是不是人血，所以我们习惯性地省略了预试验和种属实验，直接进行DNA检验。可是，现在DNA检验的灵敏度很高，反而容易出现污染和错误，比如这起案子就是，猪血里面有人的脱落细胞，就误导侦查和判断，认为那就是人血。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懂了。”林涛恍然大悟，“这条板凳和现场无关，本身就在院墙下面。是上面的猪血，以及庄鹏曾经遗留的DNA，给了我们误导。”

　　“因此，这两条证明是命案的依据都不成立了。”我说，“加上子砚的监控侦查实验，加上林涛现场勘查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血足迹，加上调查没有杀人的动机，我们完全可以排除他杀。对了，我还得补充一下。龙番市邱以深被害案中，现场是个客厅，很宽阔，死者是濒死被割颈，喷溅血很少，所以凶手躲过血迹不去踩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案子，现场是一个狭小的卫生间，死者流血后多有走动，滴落状血迹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下，要是有凶手，想不踩踏血迹是不可能的。”

　　“所以解剖的时候，你一直在说创口太密集，不管是为了杀人还是虐待，在同一个部位反复切割，确实不太合理。”大宝说。

　　“自杀，那自杀的动机呢？”刘局长也跟上了我们的思路，紧接着问道。

　　“不，我一直没说是自杀，我说是意外。”我说。

　　“意外？难道是性窒息那种意外？”林涛思索着，也有些疑惑，“但我没见过用切割自己来获取快感的啊。”

　　“不太一样。”我说，“是小羽毛给我释疑了。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孩子是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什么心理问题呢？讳疾忌医！也可能是从小被吓唬惯了，所以一说就医，就非常惊恐。但是，如果身体不适，需要就医而不敢就医怎么办呢？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什么意思？”刘局长一脸蒙。

　　我接着说：“根据尸体检验，死者阑尾位置肠道粘连，阑尾的大小和颜色都不正常，还有肠道胀气很严重，所以我分析，他患有慢性阑尾炎。慢性阑尾炎发作的时候，会很疼。在这种疼痛下，庄鹏不敢和别人说，不敢去医院就诊，就用刀片切划自己的腹部，用皮肤的疼痛来缓解内脏的疼痛，无异于饮鸩止渴。昨天晚上，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干了。我们解剖的时候，发现他的右腹部皮肤有浅表疤痕，结合小羽毛的调查，可能在一个月前，他就这样干了。而那次，炎症暂时消退，疼痛缓解，他就认为是自己割肚皮治好的。所以这一次，他用了同样的办法，站立位置，自行切割腹部。也许上次他是在学校，用的是文具，不锐利，而这次用的是剃须刀片，很锐利，所以这一次，失手割破了腹膜，导致肠道外露。看到肠子，他肯定更加惊恐了，反复把肠道塞进去，最后因为过度疼痛刺激神经，导致神经源性休克死亡。”

　　“他吃饭的时候，肚子应该就疼了。”大宝说，“所以他晚上吃得很少，就喝了一点粥。”

　　我看着大宝点了点头。

　　“简直匪夷所思。”刘局长感叹道。

　　“下一步，应该先对他的父母和哥哥进行问话，固定下来从小他被吓唬从而害怕医生的可能性的证词，固定下来他从小到大没有去过医院的证据。”我说，“然后根据现在的现场情况，就可以答复死者家属，排除他杀了。”

　　在清晨的鸟叫声中，我们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才陆续醒了过来。

　　刘局长已经等候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脸愁容。

　　“怎么样？解决了吗？”我一走进办公室，就问道。

　　“我们调查了，和你推断的一致，这孩子确实有心理问题。”刘局长说，“他的同学、老师们都说，这孩子特别怕医生，就连学校每年的例行体检，他每次都托词不参加。我们也调查了附近所有的卫生院、医院，都没有他的就诊记录。庄建文夫妇对此缄默不言，但庄鹏的哥哥庄鲲供述说，庄鹏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说自己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但是到医院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所以他们认为是这孩子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故意这样说的。于是乎，从此之后，只要孩子说身体不舒服，庄建文就会说医院有多恐怖多恐怖，要动手术割肠子什么的。从那时起，就不能在他面前提到去医院什么的了，他哪怕是高烧到40摄氏度，都不敢和父母说。”

　　“讳疾忌医的推断是正确的。”我说。

　　“在获取了这些印证的材料之后，我们就答复了庄建文，把所有能证明真相的证据都出示给他了。”刘局长说，“但是，因为之前我们问过他是不是在孩子小时候用去医院来吓唬孩子的问题，所以庄建文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其实是他们夫妻造成的。一件事情发生后，很少有人会认为责任在自己。于是，他们拒不接受警方的答复。”

　　“没关系，我们给他不予立案通知书，我们有充分的调查依据。”林涛说，“他如果不服，可以申请检察机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我们已经告知他有这个权利了。”刘局长说，“但是他们似乎并不相信司法机关。”

　　“我觉得吧，虽然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背后的原因，但毕竟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自残方式，如果不能够去冷静思考，是很难接受的。而刚刚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属，让他们去冷静思考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我说，“我们还是要满怀诚意，把真相给家属解释清楚，这才是重要的，且是必要的。”

　　“你说得对。”刘局长说，“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死者的母亲和哥哥都已经信服了。”

　　“只有庄建文不服？”大宝心寒地说，“要不是我们搞清楚了真相，他是唯一的嫌疑人。”

　　“我搞侦查也不少年了，识人还是没问题的，庄建文可能并不是不信。”刘局长说，“只是想获取某些利益吧。”

　　“真的有人吃自己孩子的人血馒头啊？这种人不怕遭天谴吗？”大宝怒气冲冲。

　　“行了，别说了。”我说，“不管庄建文是真的不信还是故意装作不信，我们都得做好自己的工作，为生者权，为逝者言，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其他的，我们没能力去管。”

　　不知道第多少次，我们即便是查清了真相，依旧闷闷不乐。

　　“我现在发现了，”坐在车上的林涛说道，“从小养成孩子对健康的正视，‘如有不适，及时就医’的态度很重要。绝对不能因为孩子喜欢装病，就把医院妖魔化。”

　　“是啊，不能让孩子害怕就医。”大宝说，“有病不治，那才是最可怕的。”

　　“被妖魔化的绝对不仅仅是医生这一职业。”我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容易实施‘懒政’。比如孩子闹脾气、哭闹的时候，有些家长并不想找到根本原因，也不想去引导孩子如何处理情绪。因为那样太麻烦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孩子说‘别哭了，警察来了’‘别哭了，再哭去医院打针’。表面上看，这个办法很容易奏效，但是对孩子的心理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说得是。”陈诗羽说，“不过，不仅仅是教育引导问题。你们说，这孩子为什么小时候总要装病引起父母的关注？”

　　“从案发当时的情况，就可见一斑了。”大宝咬牙切齿地说，“7点钟就吃完饭洗完澡了，孩子9点钟死亡，从自己割自己肚子到死亡至少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8点钟开始，到庄建文自己上厕所时已经10点半，他才发现庄鹏死亡，这中间两个半小时，父母二人都没去看自己孩子一眼。你说，他们关心这孩子吗？”

　　“和凌南、段萌萌这种被严格管束的孩子们相比，庄鹏倒是自由得很。”林涛说，“可是过度苛刻的管束，对孩子不好，而对孩子漠不关心，则更不好。”

　　“就是这个问题。”陈诗羽说，“给予孩子恰如其分的关注，和孩子有畅通无阻的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一直关注庄鹏，庄鹏就不会装病；如果不装病，就不会有拿医院吓唬孩子的行为，孩子也就不会讳疾忌医了。这就是老秦刚才说的，要找到孩子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小羽毛说得好。”我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教育孩子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课题。不说别的，就说如何把控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就很不容易。简单来说，把孩子的人生当成自己的人生，强迫孩子走自己喜欢走的路，这就是距离过近了。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也不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是放任和漠视，这就是距离过远了。我觉得最好的亲子关系，就是父母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对孩子的选择给予支持和帮助吧。”

　　“纸上谈兵。”林涛说，“不干涉孩子的选择，很多家长都很难做到啊。”

　　“所以，做父母不容易啊。”我伸了个懒腰。

　　“做孩子也不容易啊。你说这个庄鹏，一个慢性阑尾炎，也许吊吊水就治好了。”大宝说，“可惜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啊。”

　　“哎，最近我认真思考了一下，为什么我总是对古墓里白影的事情念念不忘。”林涛突然转了话题，“那次，我心里认定是见鬼了，之后，我回家就很怕黑。正好要上小学了，我爸妈让我一个人去小房间睡。可是一关灯，我总觉得我又会看到那两个白影。所以我就把那次经历告诉了爸妈，想再和爸妈一起睡一段时间。”

　　“你好像说过，你和你爸妈一起睡到10岁。”大宝说。

　　林涛点点头，说：“当时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爸妈的眼神就告诉我，他们完全不信我说的话。我爸还告诉我，以后有要求可以提，但是绝对不能撒谎。我知道，他们是以为我不想一个人睡，才编造出谎言。”

　　“哦，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爸随口的一句话，不小心伤害了你。其实你的心里不是真的怕黑、怕鬼，对你来说，被父母不信任其实是一件很受伤的事情，于是恐惧和伤心共同促成了你的童年阴影，成了你往后余生一听到‘鬼’就会害怕的梦魇。”陈诗羽分析道。

　　“有道理。”我说，“如果当年你的父母选择相信你，安慰你，去感受你的恐惧，而不是质疑，甚至给你一个怀抱，告诉你，没事的。也许这些事情你到现在早就忘记了，也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我们说中了林涛的心思，他重重地点了几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