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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句是死亡(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6节
小说作者:[英]安东尼·霍洛维茨   小说类别:惊悚悬疑   内容大小:163 KB   上传时间:2023-10-09 12:41:11

  餐具柜上有一个水瓶,我们坐下时,他倒了两杯。他把水递给我们,然后回到桌子的另一边。“你们想从哪里开始?”

  “你最后一次跟普莱斯先生说话是什么时候?”霍桑问。

  “应该是周日,就是案发那天。我们晚上六点通的电话。”

  “他给你打的电话。”

  “对,没错。”奥利弗·梅斯菲尔德大声叹了口气,他做什么都有点引人注目。“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难过。他在担心什么事,所以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法和他说话。”他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和妻子去了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演奏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偏偏选择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他说了什么?”

  “说得不多。他已经有一两次向我提到他对最近的一次听证会有所顾虑。”霍桑还没来得及打断,他就继续说道,“就是洛克伍德离婚案。先生们,你们应该明白,我有责任保护客户的隐私,但很多事实都是公开的,我现在说的内容你们都可以自己查到。”

  然后,他开始讲述。

  “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的当事人是阿德里安·洛克伍德,他以行为失常为由,要求与妻子阿基拉·安诺离婚。我不需要详细说明,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已经刊在报纸上了。我们在中央家庭法院达成了协议,不得不说,这对我们的当事人非常有利。那是在十六号,星期三。你可能知道,安诺女士被事情的发展激怒了。四五天后,她碰巧在一家餐馆见到了理查德。接下来就发生了一次普通袭击,如果理查德选择追究下去,可能会给她带来严重的麻烦。”

  “她朝他泼了酒。”

  “没错。”

  “威胁了他。”

  “她咒骂他,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想用瓶子砸他。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我知道她是个容易情绪激动的女人。”

  “你说他有顾虑,是什么?”霍桑问。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可以告诉你,理查德怀疑有欺诈性披露,这让他很忧虑,以至于他甚至在考虑要撤销。”

  “如果你能讲人话,会很有帮助的。梅斯菲尔德先生。”

  律师眯起眼睛,不再那么友好。“我想我正是这么做的,霍桑先生。我会试着用一种让退休警察也能听懂的语言向你解释。”

  我有些忍俊不禁,转开了脸,这样霍桑就看不到我在偷笑了。

  梅斯菲尔德接着说:“在高收入人群离婚案中,双方都必须对自己的收入、养老金、储蓄和财产等进行全面核算。这些都要在表格中列出。有时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方可能试图隐瞒其某方面的财产,如果被发现,无论是在法庭内还是法庭外所达成的协议都可能被推翻,并且,双方都应当重新开始核算。”他咳嗽了一声,“我们称之为撤销。我知道理查德确实有些担心,安诺女士可能有一个收入来源没有申报,而且理查德已经和法维翰联系过了——”

  “法维翰?”

  “是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他们有一流的法务会计团队,我们经常合作。”

  “他们在调查阿基拉·安诺?”

  “起先是在调查,但最终不再需要他们调查了,因为安诺女士大概是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在提出FDR不久后就接受了洛克伍德先生的条件。”

  “什么是FDR?”这一次是我问的,省得霍桑和他又起冲突。

  “抱歉。就是财务纠纷解决方案。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劝阻客户不要一直等到最后的听证会才罢休,这你们得理解。如果他们能在此之前达成协议,这会为他们节省数千甚至数十万英镑。这个案件就是如此。理查德已经说服安诺女士的团队,让他们不妨见好就收。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提议,最后他们也同意了。”梅斯菲尔德双手紧握,“显然她对此并不满意——几天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这点。但尽管她可能不相信这个提议,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对她最有利。”

  “所以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霍桑说,“事情已经圆满解决,理查德·普莱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协议,他的委托人很高兴——”

  “洛克伍德先生是很高兴。”

  “那么,既然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他周日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恐怕我无法回答。”

  “他什么都没说吗?”

  我想梅斯菲尔德是不会回答的,显然他不想说。梅斯菲尔德在客户保密、责任感以及他对霍桑轻微的厌恶之间左右为难。但最终,负罪感占了上风。

  “我应该听他的!”他叹道,“我很自责——但正如我所说,当时我在去音乐会的路上,不想迟到。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下,我听得出理查德很不安。他想咨询律师公会的道德热线。律师公会是我们的管理机构,他这么做后果会很严重。”

  “可能会导致撤销。”

  “确实。如果你方已经赢了,那撤销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不确定,如果安诺女士坐拥一大笔钱,和解会有什么不同,除非她是以某种方式从前夫那里敲诈或骗取了这笔钱。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我们周一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祝他晚上愉快,然后挂断了电话。”

  理查德·普莱斯并没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对他来说,周一再也没有到来。

  “人们为什么称他为钝剃刀?”我问道——为了填补突然降临的沉默。

  梅斯菲尔德笑了,他向我点点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这也许能解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许多问题。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绰号。理查德曾参与过一两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有些记者这样描述过他,从此这个绰号就留下了。他的特点是犀利,但也很诚实。如果他觉得当事人以任何方式做出了妥协,就会非常不愿意为他们代理。他总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安诺女士才会如此不安。他写信给她,在这样的诉讼中,这是完全正常和恰当的,但我猜他的用词过于唐突了。”

  “他说话不拐弯。”霍桑说。

  “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是,他确实很直率。如果他真的很担心,完全有可能在周末打电话给我。”他摇摇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当时忽视了这个信号。理查德和我一起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我们在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相识,决定一起创业。莫里斯太难过了,他今天甚至都没来。”

  “莫里斯?”

  “莫里斯·腾博,我的另一个资深合伙人。”

  一阵静默,我才意识到这间办公室有多安静。如果凯里街有交通堵塞,那声音也被这里的双层玻璃有效地隔绝了,虽然在玻璃隔断的另一边能看到秘书和律师助理,但他们就像电影中音量被调低的演员。根据我的经验,律师事务所总是很安静。也许是因为他们遣词造句太贵,所以才会惜字如金。

  我原以为我们已经谈完了,应该要离开,但霍桑的下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最后一件事,梅斯菲尔德先生。关于你同事的遗嘱,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他的遗嘱。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但的确,理查德·普莱斯是个富豪。在菲茨罗伊公园的那处房产,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在克拉克顿的第二处住所,有两辆豪华轿车,肯定还有更多。

  “事实上,几周前我还和理查德讨论过这件事。我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遗愿。”

  霍桑等待着。

  “遗愿是什么?”

  梅斯菲尔德又一次犹豫了。他虽不喜欢霍桑,但他很聪明,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丈夫,”他说,“包括伦敦北部的房产和克拉克顿的房子。他还列了一些慈善机构,一部分遗产会被捐赠。但唯一的另一大笔遗产,大约十万英镑,属于戴维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谈谈,我的秘书可以给你她的地址。”

  “我的确想和她谈谈。”霍桑说,眼中有一丝我很熟悉的光芒,他发现了另一条可供追寻的线索,“但是,也许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对她这么慷慨。”

  “我真的觉得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远没有我们刚进来时那么愉快。恐怕霍桑确实会对人们造成这种影响。你可以说他是根针,证人和嫌疑犯则是气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内设计师,和理查德是挚友。他也是她儿子的教父,我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他在电脑上调出号码,潦草地写在一张纸上,递了过来,“更多的信息,你会从她那里得知。”

  当我们离开办公室时,霍桑的手机响了,是格伦肖探长打来的。她打电话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诺已经出现了,正准备跟她谈话。

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诺住在荷兰公园附近,但我们没有去她家里。大概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所以选择了在诺丁山警察局接受讯问。那是一座相当漂亮、气势恢宏的建筑,坐落在兰仆林的拐角处。由于政策原因,该警察局现已关闭。伦敦政府曾计划关闭一半的警察局,减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员,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机都要冒着被骑摩托车的小偷抢走的风险。

  我不明白为什么格伦肖探长会邀请我们过来,因为她已经明确表示过,她把调查视为一场竞争,而她决心要赢。

  “她认为是那个叫安诺的女人干的。”霍桑解释道。

  “怎么回事?”

  “她实施了逮捕。她想让我看起来很差劲,我当时在场——但她还是比我领先一步。”

  “你不喜欢她。”

  “没人喜欢她。”

  我们出示了身份证,获准进入警察局。格伦肖征用了一间阴森的审讯室。审讯室位于一楼,墙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户是磨砂玻璃的,遮挡住窥探的视线。一张桌子固定在地板上。这里没有珐柏涂料,墙上的健康和安全宣传海报是唯一的装饰。

  阿基拉·安诺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来很不自在。她是个娇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气,不是很矮,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就像一个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她的头发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知识渊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她现在很郁闷。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但她很生气,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

  在此之前,我早已见过阿基拉·安诺两次。

  我写这些的时候,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实际上,在理查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除了她发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几首诗之外,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说实话,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接着六个月后,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后来,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九八六年,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众神》。“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尽管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苏盆地》《广岛的清风》和《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叫《俳句两百首》,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勃兰特,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想象》,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两人没有孩子。两年后,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

  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不过,据我所知,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她的双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

  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帐篷并不大,但是很安静。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经纪人、公关人员、两名记者、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出于某种原因,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配有圆顶礼帽。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

  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并介绍说我是《少年间谍》系列的作者。

  “哦,是吗?”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握手相当冷漠,一瞬间就结束了。

  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虽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

  “谢谢你,很高兴见到你。”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便转身背对着我,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

  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但并没有生气。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没有竞争,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我也一样。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也不太会闲聊,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

  但几个月后,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她又一次冷落了我,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瞬间没了兴致,眼中的光也熄灭了。如今,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我觉得相当可笑。

  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末端缠在胳膊上。卡拉·格伦肖坐在她对面,那个叫达伦的男人站在一旁,要么嚼着口香糖,要么假装在嚼口香糖,手里还拿着印满图腾纹路的记事本。

  格伦肖介绍了霍桑,对我只字未提,这倒无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会怎么想,我看她未必会愿意出现在我的书中。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谈,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告。

  “谢谢你赶来,”格伦肖对阿基拉说,“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莱斯昨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家中,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

  阿基拉耸耸肩:“我怎么帮你?我几乎不认识普莱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们从未说过话,我对他无话可说。他靠人们死去的爱情和破灭的梦想谋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国口音,但带有轻微的日本味。她声音柔和,不带一丝情感,似乎觉得这场对话很无聊。

  “你威胁过他。”

  “不,我没有威胁他。”

  “恕我直言,安诺女士,我们有几位证人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在德劳奈餐厅看到你,当时你在那里吃晚饭。离开餐厅时,你看到了普莱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泼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头上,他活该。”

  “你骂他是猪,还威胁说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个玩笑!”这五个字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恶意,仿佛在指责格伦肖故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说他很幸运没有点一整瓶,否则全都会被倒在他身上。我说得很清楚:我会用更多酒泼他,并不是我会用酒瓶伤害他。”

  “考虑到他被谋害的方式,这仍是一句不恰当的措辞。”

  她仔细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厅里的场景,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双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后她说:“我不后悔我说过的任何话。我告诉过你,那只是一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探长,我不认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书中,我使用幽默只是为了颠覆现状。如果你读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将玩笑定义为一种揭示真相的裂口。顺便说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学认识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会凭借嘲弄打败对方。这是阿兰给予我的洞察力,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辩解,但这正是我在德劳奈餐厅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诺和阿兰·巴迪欧一起畅聊到深夜。肯定充满了欢声笑语。

  “安诺女士,你和谁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个朋友。”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许会有帮助。”

  “也许最好不说。不管怎样,那不是个男人,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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