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面的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留着一头精干的短发，穿着职业装，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她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她叫王凌。

　　“这事警察也找我们问过。”听闻我的来意，王凌犹豫了一下，说道，“这个徐女士确实找过我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注意到一件事。”我说，“警方在调查里说，那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你们没有提供明确的结论，为什么？”

　　“怎么说呢？”王凌侧头想了一下，“我们的调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没能查清真相。”

　　“阻力？”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林峰真的像警察说的那样，有暴力倾向？

　　“是的，不过很奇怪，这个阻力来源于徐女士。”王凌回忆说，“我们每次上门取证，徐女士都会改口说，其实并不是林峰打的，是她自己摔伤的。”

　　“摔伤？”我愣了一下，“徐女士为什么这么说？”

　　“徐女士说，她主要是想引起丈夫的注意。”王凌说，“林峰是那种典型的工作狂，对家庭的关心不够，尤其对徐女士的感受并不太关心。徐女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林峰的关注。”

　　“调查记录你这里有吗？”

　　“有。”

　　“我们需要那份调查记录，能给我吗？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你能出庭作证吗？”

　　“这个，”王凌犹豫了一下，才说，“我考虑考虑吧。”

　　3

　　很快就到了庭审的日子，但是对于打赢这个官司，我却突然失去了信心。答应我考虑考虑要不要出庭的王凌突然失去了联系，打她的手机关机，打她办公室的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王凌已经几天没有上班了。

　　倒是老罗，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整天嘻嘻哈哈的，拿到钱之后立马儿又弄了一个遥控赛艇回来，可惜在我严厉禁止了他在公司弄个水池的想法后，那东西他只能在家里的浴缸里玩了。对于那天和张静的配合到底发现了什么，他也是闭口不谈。

　　我在车里最后一次拨打了王凌的电话，得到的依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

　　“走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咬了咬牙，推开了车门。

　　“等会儿，等我抽完这根烟。”老罗用力吸了几口，这才下了车，看我一脸的沮丧，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咧嘴笑了一下，“整得跟上刑场似的，放心，今天这案子肯定没结果。”

　　我白了一眼老罗，不明白他有什么可高兴的。

　　“能多关他一天是一天。”老罗嘿嘿一笑，“这么说吧，这小子说没打过他老婆，肯定是撒谎了，这种人，干吗不好好收拾他一顿。”

　　“神经病。”我摇了摇头，走向法院的大门。

　　法庭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以女性为主，胸前挂着绶带，绶带上的标志显示，他们都是王凌负责的那个组织的人。这些女性向过往的行人发放着宣传手册，看到我和老罗，她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向我们行起了注目礼。

　　这种待遇让我很不适应，因为这些人的目光不是欣赏，不是鼓励，而是鄙夷和嘲弄，甚至还有些怨恨。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在他们的心中，是已经将林峰定了罪的。

　　同样，我和老罗在她们眼中的形象则是“助纣为虐”。

　　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走得忐忑不安，生怕顾明的那件事在这里重新上演。倒是老罗，满脸的不在乎，但我却注意到，他一直小心地把我护在身后。所幸这些人还算理智，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

　　一走进法院的大门，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庭审进行得按部就班，对于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当事人林峰一概否认。我和老罗反而没有什么作为了，王凌没能作为我们的证人出庭，张静那边的调查暂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此前已经通知过我，今天她不会出庭。

　　所以，我们既没能提出新的证据，也没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做有效的反驳。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庭前调查进入了尾声，法官依照惯例问道。

　　而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在庭辩阶段尽尽人事，期待案子二审的时候，张静的调查能有些进展。

　　这时候，公诉人的一句话却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是的，审判长，我们请求新的证人出庭。”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公诉人，无法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找到新的证人证据。

　　而当公诉方的证人走入法庭的时候，我彻底呆住了，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证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公诉方的新证人竟是那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负责人王凌。

　　这下，我总算明白王凌为什么会对我们避而不见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罗，却发现老罗根本没什么反应，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一直在摆弄着手里的一支钢笔。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

　　“××妇女权益保护组织负责人。”王凌答。

　　“证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你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审判长说道。

　　王凌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审判长说道：“公诉人，请对证人提问。”

　　“证人，你是否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公诉人问。

　　“是的。”王凌答，“他曾是我的调查对象。”

　　“被告人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调查对象？”公诉人问。

　　“我们曾接到他妻子徐女士的求助电话，称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和殴打。”王凌说。

　　“证人，请你辨认一下，徐女士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公诉人递给证人一张照片。王凌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

　　“对于徐女士的请求，你们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公诉人问。

　　“没有结论。”

　　“为什么没有结论？”

　　“调查一开始，徐女士就表示不需要我们调查了，说是自己摔伤的，请求我们的介入是希望能够引起被告人的注意。”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女士称被告人平时对家中关心较少，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认为，被告人是否曾对被害人徐某实施过暴力行为？”公诉人问。

　　王凌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想了想，才说道：“我认为被告人曾对被害人徐女士实施过暴力行为。”

　　“你有啥证据？”老罗突然站了起来，问道。

　　“辩护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还没到你提问的时间。”审判长提醒道。

　　“没关系。”公诉人毫不在意地说道，“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请辩方律师提问证人。”审判长说。

　　“证人，你说我的当事人对徐某实施了暴力，请问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老罗阻止了我起身发问的企图，问道。

　　“徐女士身上的伤痕和我们调查时她的精神状态。”王凌说。

　　“我记得你和我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徐女士亲口承认伤痕是她自己造成的，与我的当事人无关。”

　　“是的。但是那并不是我们的结论。”

　　“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坚持认为徐女士自己不可能造成那种皮带抽打的伤痕，尤其很多伤痕在她的后背。”

　　“你是医生？”

　　“不是。”

　　“法医？”

　　“不是。”

　　“你是否具有伤情鉴定资质？”

　　面对老罗连珠炮一样的发问，王凌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没有。”

　　“反对，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系。”公诉人举手说道。

　　“审判长，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老罗说，“很显然，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殴打一事属于证人的主观推断，而证人并不具备伤情鉴定资质。只凭感觉做出了徐某身上的伤痕是皮带抽打的痕迹，以及这些伤痕是由我的当事人造成的推断。

　　“我希望法庭注意一件事，伤情鉴定是极为专业的，应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证人并不具备这种专业资质，她的陈述是基于主观的推断，因此证词不应被采纳。”老罗说。

　　“公诉人的反对无效，辩护人，请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谢谢。”老罗点了点头，挑衅似的看了一眼公诉人，继续问道，“证人，你刚刚说到，判断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虐待，还有一个原因是徐某的精神状态，请问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萎靡。”有了刚才的那一幕，王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心了很多，仔细想了想才说，“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多次看向被告人，很害怕。”

　　“你依据什么判断徐某的恐惧来源于我的当事人？”

　　“她多次看向被告人。”王凌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心理专家，但那种恐惧即便一般人也能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徐某并没有亲口承认这种恐惧来自于我的当事人，这还是你的推测，是吗？”老罗微微一笑，问道。

　　“是的，但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王凌急忙说道。

　　“但是，我们之前的调查已经得知，林峰与徐某之间非常恩爱，徐某对林峰也非常依赖，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看向我的当事人有没有可能是寻求安慰？”

　　“这……”

　　“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徐某的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你们？据我所知，我的当事人和本案的被害人徐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在意公众形象，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调查可能会对徐某和我的当事人造成不好的影响，她才会有那种恐惧？”

　　“我不确定。”

　　“谢谢。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老罗得意地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回到了律师席。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法警将王凌送出庭外后，审判长又问。

　　“是的。”公诉人恶狠狠地瞪了老罗一眼，“我们调查到，十五年前，被告人曾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受到警方的调查。死者是他的前妻刘某，法医在对刘某进行尸检的时候发现，刘某的全身布满皮带抽打的伤痕，疑似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并造成神经性休克死亡。换句话说，刘某死于难以忍受被告人对她的殴打造成的剧烈疼痛。这是当时的调查报告。”

　　公诉人将调查报告呈给了法庭，同时副本也被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个案子的被害人刘某、本案的被害人徐某，身上有同样的伤痕。”公诉人说。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份报告，首先想到的却是按住老罗，以他的脾气，这时候肯定会暴跳如雷。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请求暂时休庭。对于是否继续担任被告人的委托辩护人，我们将重新进行评估。”

　　可惜，我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在我的手刚碰到他的时候，他这句话已经铿锵有力地说了出去。

　　审判长讶然地看着老罗，在他十余年的法官生涯中，当事人当庭更换辩护律师的情景并不少见，但律师当庭表示放弃为委托人辩护，估计这是头一个吧。

　　“老罗，坐下！”我连忙低喝了一声，又对着审判长赔起了笑脸，“对不起，审判长，我的同事情绪不太稳定，我认为他不适合继续参加接下来的庭审，我请求法庭准许，接下来由我一个人完成庭审过程。”

　　“不，我很好。”老罗微微低下头，看着我，我猛然注意到，这家伙微微眨了眨眼睛，脸上还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与此同时，他还不忘继续说话：“审判长，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当事人对我们隐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直接导致我们在庭审中陷入被动。同时，当事人对我们进行了误导，让我们做出了错误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