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士子们全部离开贡院,试卷经过一番更加严密的糊名、誊录处理后,已经送到了考官们分房评阅试卷的场所。
主考官刘筠,四位副考官,再加上诸多阅卷官齐聚一堂,看着考卷来到面前,依次分发。
刘筠当了一任副考官,两任主考官,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由他坐镇,大伙儿的气氛也偏向于轻松,并没有外面学子想象中沉闷肃穆的场面。
而刘筠在批阅前面十几份试卷时,还别出心裁,多多关注了一下策论。
这是因为上一届科举,他看中一位叫叶清臣的士子,所写的策论很合眼缘,拍板将之升为第二名,“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既然开了这个先河,刘筠当然希望有学子的策论能再给自己眼前一亮的感觉,但看了十几份后,觉得写得着实普通,甚至可以说是天真。
刘筠暗暗摇了摇头,觉得错在自己,不该将不必要的希望寄托在士子的策论里,端正了态度,重新开始以诗赋为重心。
这就比较枯燥了。
西昆体,西昆体,西昆体,还是西昆体……
再精丽的文风,再优美的词句,看多了也是会麻木的,会感到毫无特色,甚至让他很难分出高下来。
这正是刘筠最近在寻求“变”的原因,他崇尚这种词章艳丽,用典精巧的美好,但也觉得士林的风气越来越空洞,一味堆砌辞藻,追求华丽,真情实感越来越缺乏,这当然是不行的。
“嗯?”
正想着后人会如何看待西昆体,一篇答卷出现在面前,令刘筠眉头一扬。
不是西昆体。
不仅不是,甚至不是骈文,完全不重文字优美,走的是平易晓畅,严谨周密的文风,通篇读下来,磅礴大气,颇有才华,字里行间却又流露出一种桀骜。
这种感觉在后面的策论里更加明显,有些说辞甚至带着几分教育之意。
刘筠皱起眉头。
说白了,他认为现在的西昆体,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但骤然换成别的文风,他也会很不习惯,何况是这种完全唱反调,还锋芒毕露,指点江山的。
刘筠作为名满天下的大儒,受到了后辈士子的不尊重,当然感到很是不悦。
哪怕写四平八稳的文章,以纯正的儒者风范,展现自己的文采,他也是能采纳的,但这种狂生,便是不撞到自己手中,由别的考官批阅,最后也通不过自己这一关。
以他大儒的见识,随随便便就找出了几個错误,大笔一挥,在卷末一勾。
这就是黜落。
将这篇不知天高地厚的答卷拿开,直接归入落榜的那一堆,刘筠又拿起一份答卷。
与刚刚那片比较,诗赋的才气高下一目了然,但这篇的策论写的不错,有些观念言之有物,可见是一位重实务的士子,刘筠颇为欣赏,准备将之留下,顶多排名靠后,以示公平。
就这般,一篇篇改过去。
过关的答卷,有才华出众的,有观念略显新奇的,有基本功极为扎实的,但若说给刘筠带来多大惊喜的,一份都没有。
“此番头名,估计难定了……”
省试批改答卷有十天的时间,即便四千多份考卷,这么多考官一起批阅,也不至于要如此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拿来讨论名次的。
毕竟省试不比解试,省元即便在文坛士林中,也是很有含金量的,排出的第一人当然要服众,不显得他们这些考官失职。
“刘公,请看一看这份考卷。”
正想着呢,同知贡举的翰林学士,将一份考卷递了过来。
刘筠知道,这种要给自己过目的文章,往往是写得极佳的,或者极具争议性,就连副考官也不知如何判断。
“咦?”
接过时,他已经比别的答卷提了一份精神,很快更是眼睛一亮,微微有些佝偻的腰背一挺,仔细看了起来。
这是某位名字很上进的士子答卷。
对于后世人来说,西昆体的劣势其实一眼可见,便是它注重艺术形式,大于艺术内容本身。
原因在于,西昆体的开创者,大多数是有身份地位的人,这些人或出身高贵,家境优渥,或当了高官后,生活富足清贵,忘了以前贫苦的日子,反正就是体会不到人世疾苦。
所以他们的文章天然富有贵气,也追捧这种贵气,但与之对应的,就开始缺乏真情实感,少了现实色彩,千篇一律,思想匮乏。
反应到具体题材上,西昆体越来越局限在怀古咏史、伤春悲秋、流连光景等等不接触现实生活的内容上,这也是后来西昆体没落的根本原因。
但这种根本原因,是刘筠无法参透,或者说不愿意参透的。
所以这位上进士子没有像某位大才子一样,硬要与主流对着干,而是使了个巧妙的法子,让诗赋里拥有富贵气的人,也开始下沉,关心起了百姓疾苦。
刘筠看得眼睛大亮,一个妙字险些脱口而出。
身为大儒,他就很关心民间疾苦啊!
此时此刻,刘筠思路大开,只觉得以前朦胧但已经接近的想法,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再看这篇诗赋,竟如同看知己一般!
再看经义,虽有少许疏漏,却也展现出了扎实的文学功底,省试能如此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后看策论,文风严谨周密,四平八稳,不浮夸,不空谈,完全不卖弄学识,但不少观点确实言之有物。
可见这位士子肯定是经历了不少实务的,哪怕不如经年入仕的官员,也绝非埋头苦读,不理世事之辈。
刘筠连连点头,再从头到尾,把考卷审了一遍,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位既富贵,又亲民,既胸怀天下民生,有着纯正端庄的沉稳,为人又谦逊踏实,不骄不躁,不矜不伐的才子形象。
比起之前那一味卖弄的,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刘筠抚须,终于忍不住道:“便是老夫来答此卷,也不过如此了!”
左右的考官们听了,不禁为之动容。
文人夸赞,难免有夸张,此言自是不必完全当真,但身为知贡举,这个评价当真是高到不能再高了。
何况刘筠还是在士林里的领袖人物,此言传出,这篇答卷的考生,如果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士子,那将直接名动京师!
而刘筠爱不释手地摸了摸答卷,只可惜这不是殿试,并不能亲眼看到这位考生的字,只有誊抄的版本,然后将它递给了另外三位同知贡举。
省试不需要定前三名,头名的就是省元,又称省魁,而省元的答卷需要给众位考官传阅,让众人点评后,再行定夺。
当然话虽如此,但就连同知贡举,都不会否定知贡举的决定,其实就是走个过场。
果不其然,这份答卷本就是一位同知贡举举荐的,他自是认可的,另外三位见了,也是连连颔首,不吝赞美之言。
也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大赞,有些考官觉得也就那么回事,经义十分扎实,策论有些能耐,诗赋稍显浮夸,不过确实与别的西昆体不一样,水平倒也不俗。
只是综合来说,完全没有惊艳到那种才华横溢的地步,不太明白这位主考官为何如此激动。
但人家就是激动了,他们又做不了主,也就不开口讨嫌了。
眼见考官予以一致认可,刘筠沉下心来,将接下来的答卷纷纷看完,其中也有一些水平上佳的,但终究都不如方才那份,颇有些迫不及待地拿起答卷,予以拍板:“今科尚书省礼部试头名,便定于此卷了!”
众人自然没有反对,然后将剩下合格的试卷,聚到一起,根据判卷评价,开始排名。
这个排名除了前面的十位,可能会被要求展出试卷外,后面并不需要太过计较。
因为省试最关键的就是省元,后面并无什么影响,而殿试就不同了,殿试关系到是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还是同学究出身,排在最后的甚至会试衔,对于日后的官路影响还是极大的。
所以把诗赋文章好的排在前面,以示公平,后面的就依次顺位便是。
最后众考官算了算数目,通过省试的各州举子,居然才三百四十二人。
朝廷的人数是有要求的,“进士奏名,勿过五百人,诸科勿过千人”。
但说实话,这三百多人实在少了些,四千多名举子,连十进一的比例都没有。
可刘筠并不准备滥竽充数,尤其是那种狂生,不给他一个教训,好好磨砺一番,来日怎生大器,淡然道:“为国取士,如此足矣!”
“是!”
众考官领命,然后终于到了每届阅卷后的保留项目,揭开名录。
实际上在阅卷过程中,考官也会对熟悉的文风加以推测,国朝赌博风气严重,有的还会私下里开个小小的赌约,以此怡情,尤其是头名省元到底是何人。
此时大家视线交错,齐齐凑上去,看着刘筠将头名案卷的糊名部位缓缓揭开,公示出来。
当那个名字出现在视线里,众人有的懊恼,但大多都抚须微笑,露出就知如此的表情:“果然是他!”
第一百六十四章 省试还是去看看榜,不然太装逼了!
“公子,这些都是各家大户的名帖,礼物门房快放不下了,媒婆也连连上门……”
林小乙将一沓厚厚的帖子小心翼翼地放在面前。
他知道公子不太喜欢这类,但此番递来名帖的都是真正的权贵大户,他不敢怠慢。
狄进也没有生气,只是伸手拨弄了一下这堆名帖,似笑非笑:“现在投帖,弄得跟榜下捉婿似的,令人思之发笑啊!”
榜下捉婿在宋朝弄得轰轰烈烈,实则是很多士族所不屑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势力眼。
看到放榜,等到士子有了功名后,再嫁女儿,这把女儿和自家当成什么?
也就是那些逐利的商贾会乐此不彼,却不知这样招来的女婿,终究是撑不住门庭的。
真正的士大夫,都要早早地发现后辈的才华,缔结联姻关系,比如历史上的晏殊看重富弼的才华,立刻就将女儿嫁给富弼,那个时候富弼也才二十出头,别说中进士,连科举都还没考过一次。
狄进本来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但好巧不巧的,他来到京师后,先后调查两起案子。
第一起,死者是太后的侄子,如今太后外戚刘氏还在闭门思过,甚至那一脉日后基本也完蛋了,连恩赏的官员都由旁支担任;
第二起,死者倒是区区平民,可查着查着,真的查出事情来了,如今公主府的驸马越看越像是真疯了,还有一位不可言说的,也很不好受,不知道怎样了……
所以这位年轻士子,有才是真有才,危险是真危险,才没多少媒人登门。
直到这几日,情况又变了。
狄进很清楚,估计是省试那边的内部排名泄露出去了,毕竟明天就是放榜日,瞒不过有心人。
考官锁厅的目的,是确保题目和批卷的公正,但古代想要完全保密是不现实的,权贵们总有法子,弄到省试那些名列前茅的士子名单。
所以狄进嘲弄,这群人看他的前程基本定了,又开始抛来橄榄枝,前倨而后恭,弄得跟商贾似的下作,还不如一直端着。
如此一来,这些名帖的唯一作用,就是让他了解一下,哪些权贵的腰杆比较软。
至于选择,狄进并不准备这么早结婚。
现代人的观念里,古代女子大多都是十三四岁就嫁人,至多也不过十五六岁,但实际上,根据宋代女子墓志铭的统计中,平均结婚年龄就是十九岁。
当然,能有墓志铭的女子,都不是平民百姓,不能代表劳苦大众,但这也能体现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宋人“晚婚”的事实。
古人结婚早,是因为平民阶层朝不保夕,不在十几岁早早结婚生子,或许后面就没机会传宗接代了,究其根本还是一种生活所迫,后世人结婚越来越迟,甚至不婚的数目越来越多,其实是一种生活条件改变的必然,物质丰富了,不需要另一半来共同承担生活的风险,当然就不再那么迫切。
同样的道理,宋朝士大夫普遍也是二十多岁结婚,范仲淹最夸张,二十多岁考中进士,大约到三十五岁才结婚生子,曾巩也是三十多岁,但那是早年家贫,结不起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