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信？我朝前人段成式《酋阳杂俎》中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说。”
于是二人信步走入周记鱼脍，要了一间雅阁，在二楼凭窗对坐。
中国古代烹调菜肴的方法极多，炯、煮、烧、烤、烙，烫、炸、蒸、脯、腌，这些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现，而这些烹调方法的技术改进、内在质量提高，则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
大唐最常见、最流行的吃法，是脍。脍就是细切的鱼、肉，《释名》云：“细切肉令散，分其赤白异切之，已乃会合和之也。”就是把肉切开，让肉分散，把瘦肉和肥肉分开，按不同方法加工，然后把切好的肉放在一起。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乡党》已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主张。
到了唐朝，唐人更把脍的技术发展到人工操作的极限。段成式《酋阳杂俎》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把肉切得象丝绸一样薄，象丝线一样细，出一口气，能把肉丝吹起来，即使后世的特一级厨师，恐怕也难有如此之高的技术。
[无风注：似乎看到不少穿越小说喜欢在中国古代引入烧烤，而且总是特了得，路边摊的水平就能让古人人见人爱，这真是让人震惊。其实烧烤，也就是唐人所谓的炙。要说唐人的炙简单，的确是简单；要说它复杂，有时也确实复杂得令人目眩。唐人炙的方法很多，炙的范围也很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全都能炙。有的是装在竹筒里炙，有的是涂上泥炙，有的则是连烧带炙、连烹带炙。
例如张易之炙鸭鹅，“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又有“唐人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摧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也。复取驴系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炼，外已熟矣”。
还有“唐内待徐可范，性好射猎，杀害甚众，常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糙。又性嗜拢驴，以驴糜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于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撰，前后烹宰不纪其数。”
由以上三个材料可以推论，这种活烤动物法在上流社会已经比较流行，而且味道比死烤法要鲜美。同时也说明唐人在烧烤方式上，更加注重几种烹调方法的多重组合，烧烤的质量和水平显然不是我们路边摊的档次。所以，烧烤即便在古代，也只是一种基本的饮食加工方法，并且唐人已把炙的范围大大扩充。想在古代靠烧烤发家，至少在唐朝，我个人真的是十分不看好。]
其实这个时代，民间当然有很多各行各业的高手，但如果论总的技术水准，譬如厨师也就是庖丁这个行业，那还是以皇宫、高官之家为甚。李曜如果真是一心只要满足口腹之欲，纵然他这陇西郡王府是个“新班子”，人手配置方面未必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但是皇宫的御膳，难道他李右相还能有什么吃不到的？
就比如金齑玉脍、飞鸾脍、海鮸干脍、缕子脍、咄嗟脍、三珍脍、五珍脍、白刀脍等这些名脍，哪一样不是他动动嘴皮子，人家就得费尽心思、精力为他备好，再恭恭敬敬请他去品尝、指点？
今日来此，自然不是全为吃这一顿鱼脍。
因此李曜与憨娃儿坐下不久，甚至尚未有跑堂的前来问“客官，要点什么？”，便有一名年轻的素衣女子飘然而入。
第212章 秦王变法(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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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儿叛逆陷两京，盐枭生乱菊花吟。神州痛尽生民苦，华夏唯盼圣贤音。蒲帅入关危鼎定，书生佩剑五岳轻。新儒一论天地阔，恩泽黎庶度纬经。”[本书原创诗词，转载请注明。]
那女子盈盈入内，口中轻念一诗，而后朝李曜微笑道：“右相，你可知此诗乃是何人所做？”
憨娃儿听这声音熟悉，转头望去，竟是庐阳县主杨潞。他为人憨直，自然不知杨潞怎的出现在此，遂又转头去看李曜，却见李曜面色如常，只是微微一笑，答道：“何人所作，委实不知。为何人作，倒是明了。”
杨潞掩口一笑，竟毫不客气，大大方方在李曜旁边一方坐定，道：“此乃扬州一名巨富闻李右相‘变法’之条目，不胜惊喜，遂延请当地学子为右相献诗赋文、歌功颂德的许多诗文之一。”
李曜依然面色如常，只是不惊不喜地“哦”了一声。
杨潞颇有兴致地看着他，见他如此，不禁失望，问道：“右相文名天下，闻诗怎不品评一二？”
李曜淡淡摇头：“但凡是为人歌功颂德，自古以来，何曾出得什么千古佳作？”
杨潞被他问得一愣，却又不服：“为何就没有？”
李曜仍问：“可有成例？”
杨潞别过头去不看他，赌气道：“我一时想不起来，你乃当世大儒，即便在扬州，也已有了无数拥趸，你怎不来说说？我倒想知道，怎样的诗才是好诗。”
李曜便笑了起来，道：“你要说儒，那便从儒说起。《论语·季氏》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且慢！”杨潞忽然发现破绽，顾不得礼节，打断道：“右相见谅，奴虽读书不及右相远甚，但孔圣人这句话，说得似是诗的作用吧，与如何才是好诗，有何关联？”
李曜哈哈一笑：“县主以为呢？”
“嗯？”杨潞怔了怔。
李曜已然开口道：“孔子既然认为读诗有这些好处，那么反过来说，好诗是不是也该有这些用处？”
杨潞心中懊恼：“他那新儒论出世之后，我从扬州一路来长安，多少人说他是当世圣贤，在这种才冠一时之人面前，我却和他谈什么诗！真是自找难堪。”心中虽挂着“难堪”二字，却偏偏有些欢喜，撅嘴道：“好了好了，你是圣贤大儒，奴家不与你斗嘴了，你就说你觉得怎样才能有好诗。”
李曜笑道：“这个嘛，《刘子·激通》里曾说得明白：‘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某以为诗文之佳作者，莫不在此之列。”
杨潞听了，无奈道：“人家花钱为你歌功颂德，你还不乐意，奴家那耶耶，整日里就琢磨该要如何如何，才能让淮南百姓念他的好……你说这却如何能比？”
李曜微微蹙眉，迟疑道：“县主如此说令尊，似有不妥吧？”
杨潞却无可无不可，甚至面上还闪过一丝不豫：“你要说到这个，奴家还差点忘了一件事。”
“何事？”李曜问道。
杨潞道：“奴家这县主称号，保不保得住还是两说，右相不如早些改了称呼，免得届时口误。”
李曜奇道：“这却为何？朝中并未有对淮南不利之心，县主尊爵，岂容轻易？”
杨潞摇头道：“奴家说的却不是朝廷，而是……说不定奴家那耶耶会自请陛下，为我这不孝女去了爵位。”
纵然李曜这般城府，听了这话也不禁讶然：“这……这又从何说起？”
杨潞皱起眉头，道：“钱鏐不知怎的，忽然派人到扬州，要与我家联姻。耶耶见了那钱家子之后竟而心动，来劝我出嫁越地。”
李曜吃了一惊：“那钱家子可是钱传璙？”
杨潞一怔，继而娇嗔道：“堂堂右相，竟说这种荒唐话！钱传璙乃是钱鏐第六子，年仅十岁，怎能与奴家婚配？”
李曜被说得一愣，想了想，才发觉自己过于紧张，确实弄错了。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五代这段历史，在后世就是冷门，而十国更是冷门中的冷门，杨行密与钱鏐曾经联姻之事，知晓的人本就不多，就算知晓的，也未必记得究竟是钱鏐的第几子娶了吴国公主。李曜倒是记得那位娶了吴国公主的钱元璙，却一时忘了琢磨他的年龄。
钱元璙是大名鼎鼎的吴越王钱鏐的第六子，字德辉，初名传璙，杭州临安人。钱鏐在位时，他做过宣武军（今河南开封）节度判官、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钱鏐第五子钱元瓘继位吴越王后，众兄弟尽改“传”为“元”，钱传璙也就改名为“钱元璙”，升检校太师、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后晋天福七年(942)，后晋封钱元璙为广陵郡王，不及受命而病故。
当然这不是李曜记得他的原因，李曜记得他，是因为他长得帅……
史书中有关钱元璙形貌性格的记载其实并不多，《吴越备史》中说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性俭约恭靖，便弓马”，相貌堂堂，风度潇洒，谦逊节俭，英勇善战，这钱元璙看来也算是人中之杰了。而且这大概不全是野史的溢美之词，从一则故事中可见一二。
后晋天福二年，徐绾起兵背叛钱鏐，钱鏐派大将顾全武到扬州联络杨行密一起对付徐绾。为了表示诚意，钱鏐让钱元璙一起去。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事，钱元璙当年不过十七岁，却慨然应诺，扮作顾全武的小仆前往。路过润州时，润州团练使安仁义设宴招待，看到顾全武的贴身小仆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大为欢喜，要以十个仆人来换钱元璙。顾全武含糊其辞，不敢多说，半夜里花重金买通守城士兵，连夜过江。到了扬州，钱元璙向杨行密“指陈逆顺之理”，杨行密“为之动容”，感慨地说：“生子当如钱郎，我之子豚犬耳。”结果杨行密不但同意与钱鏐结为同盟，还把女儿嫁给了钱元璙。这件事其实才是李曜记得此人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位孔方兄在治政方面似乎反响也还不错。
钱元璙的政绩主要体现在他治理苏州期间。钱鏐定都杭州后，钱元璙以战功迁苏州刺史、中吴建武军节度使，率兵驻守苏州。后又被封为检校太师、中书令、广陵郡王等衔。他统治苏州三十年，“俭约镇静，郡政循理”，人民安居乐业。在经济上，钱元璙“置都水营田使，疏导诸河”，“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使当时的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促进了吴地经济的繁荣。钱元璙及其子钱文奉在苏州数十年，正是苏州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可谓太平盛世，而钱元璙父子也因此而得以同祀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李曜穿越前曾去苏州旅游，恰好又看到这几个典故，因此记得，方才才一下就问了出来，谁知道却是闹了笑话。
当下他干笑道：“呃……听说这小郎君俊雅，一时忘了年岁……县主方才说弘农王劝你出嫁越地，此后呢？”
第212章 秦王变法(十)
李曜干笑道：“呃……听说这小郎君俊雅，一时忘了年岁……县主方才说弘农王劝你出嫁越地，此后呢？”
“此后？”杨潞忽然有些幽怨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望向窗外，幽幽道：“此后奴家就净身出户，悄悄跑出扬州，来了长安。”
李曜迟疑了一下，问道：“县主不愿嫁去杭州？”
杨潞忽然不再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李曜见气氛有异，便吩咐憨娃儿去门口守着，等憨娃儿出了门，才问杨潞道：“县主约某来此，可是有事要说？”
杨潞微微张了张口，见他如此，心中一黯，强打精神道：“奴家到长安时，便听说右相的变法举措，其中一条，乃是在长安城东建设一片自由贸易区……若奴家所料不差，这自由贸易区与蒲州东升新城怕是颇有相似之处，不知右相意下如何？”
李曜道：“有些类似，有些不同。”
“愿闻其详。”杨潞即刻说道。
李曜便解释道：“蒲州东升新城，乃是募资建设，而长安自贸区，则是由朝廷出资建设。这建设投资者不同，将来的收入分配就完全不同。另外，蒲州东升新城之中，我河中、河东两大军械监的产业就占了大半，事实上来说，那是一个生产基地，附带了一定的商业中心功能。而长安自贸区却不同，自贸区中并没有安排建设任何工场、作坊，只有店面，乃是一处纯粹的商业中心。”
杨潞明白之后，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一个关键难题，问道：“朝廷……现在竟还有如此财力？”
李曜笑了笑，并不对此保密，毫无掩盖地道：“朝廷确实拿不出这许多钱，某推行的变法措施，整体实行下来，朝廷的财力完全支撑不了。”
杨潞这下就有些不明白了，甚至心中一时腹黑，暗道：“莫非他想掏空朝廷的家底，然后……？”但想想却又不太应该，只能迟疑道：“有道是一文钱憋死一条好汉，朝廷既然没钱，那却如何推行右相的变法？”
李曜开心地笑道：“自然是某来借钱给朝廷。”
杨潞顿时呆住，半晌才一头雾水地问：“朝廷现在正在河中军的掌控之中，复立的左右羽林似乎也都是右相一手操纵着，如此说来，这关中河中，右相已然坐拥精兵逾十万之众，便是当年神策极盛之时，也不过如此威风，右相何必如此左手出、右手进？”
李曜笑道：“朝廷缺钱，某却有钱，借给朝廷何妨？但借归借，却不同于进献，朝廷终究是要还的，怎么是左手出，右手进？”
杨潞笑道：“你便不怕朝廷赖账？”
李曜微微挑眉：“朝廷会吗？”其实他二人都知道，这话实际上说的是“朝廷敢吗？”只是大家都不会点破而已。
谁料杨潞却道：“若是如今这态势，朝廷自然不会，可如果太原失陷，朱温挟大胜西进关中，一切可就难说了。右相你借给朝廷的钱，只怕也就打了水漂……”
李曜眼睛微微一眯：“县主似有情报？”
杨潞并不卖关子，嫣然一笑，道：“奴家若是告诉你，朱温正打算集中大军再次北伐太原，并且要将河东整个拿下……你信么？”
李曜心中一凛，立刻道：“我为何不信？”
杨潞笑道：“那奴家便告诉你另一个消息：朝廷里面，有人打算让你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或者关中河东四面都统。”
李曜闻言一怔。天下兵马大元帅？我？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边疆的节度使就已经从一个前线军事指挥机关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庞大军区组织。安史之乱以后，全国都设立了藩镇，并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区。由于他们都兼任所在地区的观察使和治所州府的行政首长，因此，藩镇是一个军事和行政高度合一的军政单位。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设置了一个军事统帅职位——天下兵马大元帅。元帅的称号，唐代前期就已经有了，李渊起兵太原，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建国后，武德元年(618)6月7日，秦王李世民出任西讨元帅，领八总管兵迎击来攻泾州的薛举。武则天时期，也曾任命亲王为元帅，统兵抵御突厥的进犯。但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则是战时中央最高司令官。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幸蜀，马嵬之变后，玄宗发诏令，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全国划分为四大作战军区，各以亲王为节度都使，担任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即：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区，以李亨兼任节度都使；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区，以永王李磷为节度都使；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节度区，以盛王李琦为节度都使；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区，以丰王珙为节度都使。以上这些，大体可分别称为华北节度区、华南节度区、中原节度区和西北节度区。
为了统制这些作战军区，玄宗任命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至德元年(756)七月丁卯。但由于七月甲子，肃宗就即位于灵武，所以玄宗任命的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没有了着落。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即位后的两个月，肃宗曾经与他儿时的密友李泌讨论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到大历八年(773)罢天下兵马元帅，这个临时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存在了18年。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副元帅、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行军司马等高级官员。肃宗时的天下兵马元帅府设在禁中。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宦官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长史与司马的关系，一般是长史管财、粮政，司马主军政。
元帅府的工作是重要和繁剧的。前线各地作战将领向元帅府反映军情、请示汇报军务，都由元帅和长史先行研究，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但是，至德二年九月，长安收复，行军司马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得到了肃宗的首肯。这时候，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辞去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务，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李辅国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实权的。
行军司马有三方面职权：平时的军训；战争状态下决定进攻和防守的法则，所谓“有役则申战守之法”；此外还主管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军队名籍等军事行政工作，所谓“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
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张良娣的阴谋，突然任命赵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赵王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手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762)四月赵王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763)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这些地区性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也就是说，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
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中央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758)十二月，由当时的户部尚书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762)，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职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中央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780)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809)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851)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邠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都是表面都统可以从中央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到了如今这大唐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曾经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就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鄜坊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等。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这些前线统帅的兵力都是由抽调各地藩镇的军队组建而成。朝廷只是通过发放出界粮的办法使各地军队暂时为中央效力，军队本身却还要受到本镇节度使的指挥。
这么一想，李曜顿时感觉，自己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或者什么什么四面都统，也不是说不过去……只是，真要和朱温再打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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