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象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着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对他来说简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狮子发起进攻。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嘉庆皇帝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为期不远。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也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足以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历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历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嘉庆，也彻底地否定了其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因此，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历朝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洪亮吉在上这个折子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在皇帝看来，这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专制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但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但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奏折，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辞错误入手，抓住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症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就能保持住“天良”，让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谨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也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但是实际上嘉庆在这一用人标准上与他的先祖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合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所以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00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唯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地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的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被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在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之后“开倒车”的举动，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的时间、路线，一点儿也不走样，打到两只猎物，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自己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但是皇帝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轿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的时间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他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批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他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他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他将睿亲王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嘉庆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奢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声名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例如，“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庸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又如，“正月亲政以后，总揽权纲，振刷风俗，发号施令，多有可观”。
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头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皇帝在行宫中看罢皇子绵宁草成的汇报，泪流满面，当天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奇事”。皇帝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己诏》。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
“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们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们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
《遇变罪己诏》最后八个字是：“随笔泪洒，通谕知之！”
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此后数月间，他的诏书中一再出现抱怨、悲叹、感慨之词。他为此作了许多诗，有句云：“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在《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中感慨地说：“为君难，至朕尤难！”
四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接……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搏斗，然而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那该怎么办？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鞫问，但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潢贵胄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五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日复一日地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一个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昭梿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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