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领军：王衍。这人出自名族琅邪王氏，乃是“竹林七贤”中王戎的堂弟。王衍之所以能统领皇宫内禁军，成天在贾南风眼皮底下晃悠，全因他老婆郭氏与郭彰是同族。

　　中护军：相继由司马澹（司马伷次子）和赵浚担任。司马澹即是诽谤自己弟弟司马繇谋反，致使司马繇遭到流放之人，他老婆也是郭氏，与郭彰同族。郭氏性格强横，她仗着有贾南风做靠山，甚至欺凌到婆婆诸葛太妃（诸葛诞的女儿）头上，而司马澹也不闻不问，由此留下不孝的名声。赵浚则是贾南风多年的死党——司马炎嫔妃赵粲（谢玖事件中曾力保贾南风）的叔父。

　　除了以上重臣外，别忘了朝廷里还有个相当务实的部门——尚书台。元康年间，尚书令相继由司马晃（司马孚第五子，曾助贾南风发动政变剿灭杨骏）、司马泰（司马懿四弟司马馗的儿子）、王衍担任，而尚书台最重要的部门——吏部的吏部尚书则由王戎担任。由此，尚书台的政务便主要集中在司马宗室和两个琅邪王氏兄弟手中。

　　总的来说，贾南风的政治班子组建得还算相当得体。尤其是四位门下省要员——张华、贾模、裴、裴楷，都算得上是当时的顶尖人物了。

　　元康年：河东裴氏

　　前面大致介绍过河东裴氏家族。在西晋初年，裴秀与太原郭氏搞政治联姻，是故，贾充即是裴的姨父，贾南风则是裴的表姐。贾南风掌权后，裴大权在握，裴氏家族的势力更上一层楼。

　　裴楷则是裴的堂叔，他在家族中名声最响，号称“玉人”。裴楷个性通达随性，他的堂兄看上他一栋宅邸，他想都没想就赠给了堂兄。去富豪家做客时，他只要看到什么名贵珍玩，张口就要，然后转手又送给贫困者。

　　裴楷曾提议从最富裕的梁王司马肜和赵王司马伦这二位藩王的封国税租中每年抽调一百万钱，以抚恤宗室中的贫寒者。

　　有人讥讽裴楷说：“哪有拿别人东西再送给其他人做人情的？”

　　裴楷答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天道也！”

　　可见，裴楷对钱财有着相当豁达的价值观，称得上“不以物喜”。不过，在河东裴氏一族中，裴楷的命运也最为跌宕。

　　司马炎时代，裴楷站在任恺一边压制贾充，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杨骏掌权时，裴楷虽是杨骏的亲家，却被杨骏排挤。杨骏好不容易倒台了，裴楷的儿子又意外死于乱兵之中，他自己也差点被株连斩首。司马玮发动政变的那天夜里，他保护着司马亮的三子司马羕四处逃窜，若不是得到岳父王浑保护，又差点被杀。此时，他官拜中书令，但他生性淡泊名利，一心只想着退隐。

　　王浑很理解自己的女婿，他上奏朝廷：“裴楷天性不喜欢争名夺利，还请朝廷成全他的志向！”

　　朝廷没有同意。没过多久，裴楷便一病不起了。

　　就在裴楷临终之际，王衍去探望他。裴楷望着王衍，说了句奇怪的话：“你我似未曾相识啊……”

　　王衍与裴楷相交多年，临了却被裴楷说不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魏晋时期，名士深受玄学思想的熏陶，常常说些玄而又玄的话。想来，裴楷大概是借以表达自己不谙世事的本心吧。倘若这话说得更直白，并带有贬义，那意思则可理解成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了。王衍也是大名士，整天把名节挂在嘴头，但从他日后一系列作为来看，证明裴楷所言不虚。

　　贾南风掌权后没几个月，裴楷病逝。

　　王衍叹道：“裴君精明开朗远在众人之上，寻常人看不透他。若人死能复生，我真想再与他同舟共济。”寻常人看不透裴楷，但王衍却看得透，这话自是借着称赞裴楷来证明他自己不是寻常人。

　　元康年：变味的玄学

　　我们来讲讲王衍的事迹。这位琅邪王氏族人，王戎的堂弟，自幼享有清高的名声。他十来岁时去拜见山涛，山涛盯着他看了很久，赞叹道：“真不知是哪位老妇人，生了这么个俊美的儿子。可是……”山涛话锋一转，“……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人，或许就是这孩子啊！”

　　前文讲，王衍、王戎跟羊祜关系不睦。等到王衍、王戎上位后，二人大肆诋毁早已故去的羊祜，“二王当国，羊公无德”这句话在元康年间广为流行。

　　早年间，杨骏想把女儿嫁给王衍，王衍以此为耻，装疯卖傻躲避这桩婚事。不过，王衍却娶了太原郭氏之女。其实，弘农杨氏的名望远在太原郭氏之上，而王衍拒杨骏，纳郭氏，也不是考虑他们的家族历史，乃是出于政治投机。杨氏是司马炎时代的外戚，郭氏则是司马衷时代的外戚，显而易见，郭氏有着更大的升值潜力。不过，想来是因为太原郭氏缺乏家教，王衍之妻郭氏、司马澹之妻郭氏，以及贾充后妻郭槐，无一不是性格凶悍、飞扬跋扈。

　　王衍跟堂兄王戎的金钱观迥然不同。王戎爱财，王衍却自命清高，鄙视钱财。有次，王衍言道：“钱财如粪土，我连说出钱这个字都觉得恶心，从今以后，我绝口不提钱字！”

　　郭氏贪婪，好敛财，故意跟王衍作对，便趁着王衍熟睡时，在他床周围堆满了钱。王衍醒来，满眼都是钱，知道是妻子想逼他说出钱字，不禁恼怒道：“把阿堵物都给我拿走！”“阿堵”是晋朝时的口语，“阿堵物”意指“这东西”。后来，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称。

　　司马炎曾问王戎：“当今之世，王衍能跟谁相比？”

　　王戎不吝溢美之词：“要问谁能跟王衍比，当今是找不到了，只能从古代圣贤中去寻觅。”

　　这绝对是溢美之词。不过，料想王戎也不是赞王衍的才干，而是赞王衍的哲学造诣。

　　王衍才华横溢，自比“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他和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人一样，均推崇魏朝夏侯玄、何晏的玄学，且在玄学理论上有杰出造诣。说到魏晋玄学，就不得不提一种风靡于魏晋的时尚社交活动——清谈。

　　清谈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不同的是，汉末清议的话题主要是品评名士，其内容多与政治息息相关，而魏晋清谈则刻意回避政治，以《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为基础，针对有与无、本与末、动与静、言与意、自然与名教等问题展开探讨和辩论，完全是哲学范儿的。

　　清谈自魏朝正始年间开始流行，当时正值曹爽和司马懿紧张激烈的派阀斗争，士大夫一是推崇夏侯玄、何晏的学术，二是为了排解压力，遂创造出这种娱乐与学术兼具的社交活动。正始年后，清谈并没有走向衰败，反而更加盛行，成为魏晋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之一。

　　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雅社交令士大夫趋之若鹜，备加推崇，其吸引力甚至比五石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清谈绝非胡吹瞎侃，而是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和流程。参与清谈者人数不定，过程中，一方阐述自己的主题和见解，持不同意见的另一方则竭力推翻对手的论点。清谈的结束，有时是双方求同存异，有时是各自坚持，很难定下胜负。本来嘛，哲学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的。

　　晋朝时佛教已相当盛行，因此，清谈常常也流露出禅学的韵味。

　　有次，一个宾客向大名士乐广请教：“‘旨不至，至不绝’是什么意思？”“旨不至，至不绝”出自《庄子》，大概意思是说：凡人认为探知到了某件事物，便能了解这事物的属性和形态，但其实，这种对事物的认知是极其粗略甚至有误的，故凡人几乎不可能通过触摸或观察了解事物的全貌。这种深奥的哲学思想甚至可以延伸到物理学领域。

　　乐广听罢，没有直接回答，他用拂尘敲了敲案几。问道：“碰到了吗？”

　　宾客回答：“碰到了。”

　　乐广又将拂尘从案几上拿开，问道：“既然碰到了，它又去了哪儿呢？”

　　宾客做猛然醒悟状。当然，悟没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清谈忌长篇大论，主张言简意赅。王衍曾称赞乐广说：“我跟人说话已经力求简略，但比起乐广，还是觉得自己太啰唆。”

　　王衍与乐广同是西晋最著名的清谈领袖。乐广留下这个颇具禅机的故事，王衍却留下一个很不光彩的故事。

　　王衍跟人畅谈玄理的时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满不在乎，随口便将前面说过的话推翻，被人评论为“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物质，在古代被当作橡皮来用，这即是成语“信口雌黄”的由来。

　　清谈，作为一种半消遣半学术的社交活动固然无所谓，但遗憾的是，这种社交极大影响了士大夫的心性。倘若士大夫之间的话题过多涉及政治，很可能会被朋友鄙视，他们认为政务是“俗务”，唯有纯粹的哲学才是清高风雅。甚至，士大夫在处理政务时，也不由自主地把清谈时养成的习惯带了进去——政务太俗，什么都不做才是真正的高人。这绝对不是无为而治，实则是借着无为而治的说法占着茅坑不拉屎。其中，王衍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晋纪·总论》的作者干宝评论说：“做官的人讥笑勤奋，却把空谈当成高明，诸如刘颂进言治政之要、傅咸弹劾歪风邪气，都被人称为‘俗吏’，可那些无所事事者却个个名重天下……”这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官场风气。

　　王衍推崇“贵无论”，以“无”作为世界的根本。裴则是个务实的人，他不爽像王衍这样的人大行其道，认为应该改变社会风气，遂写下一篇《崇有论》驳斥王衍。裴也是玄学拥趸，《崇有论》同样基于玄学理论。姑且不提二人的哲学见解谁更高深，只针对那时的时局来说，裴的确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若真要从哲学角度来讲，王衍虽喜欢畅谈“无”，但料想他并不明白“无”的真正含义。其实，道家和佛教的“无”绝非指什么都没有，这种概念超越于“有”与“没有”的二元对立概念，甚至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畴，是对宇宙万事万物本源的粗浅描述。受限于人类语言的匮乏，实在没有准确的词能形容这至深的道理，故用“无”来代替。可是这简陋的文字表达，却误导了很多一知半解的人，认为无所作为、空无一物就是开悟的表现，实在是可悲可叹。其实那些真正开悟的人，反而会很好地把这智慧运用到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当中。

　　讲个不相干的小故事。

　　有人问一位开悟的禅师：“您开悟前做什么？”

　　禅师答：“砍柴、烧水、扫地。”

　　“您开悟之后又做什么？”

　　“砍柴、烧水、扫地。”

　　“这么一说，开悟不开悟究竟有什么区别？”

　　禅师答：“我开悟前做这三件事的时候，脑子里杂七杂八，思绪混乱。开悟后，砍柴的时候就想砍柴，烧水的时候就想烧水，扫地的时候就想扫地。”寻常人均无法百分之百控制自己的意识，不信，你可以试着集中意识在一点，观察思维会不会有或多或少的跳跃，禅定正是对意识控制能力的训练。

　　放下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回到元康年间的政治环境中。

　　手握尚书台政务的重臣王衍，对“无”的理解仅仅流于肤浅的辩论中，因为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肯定不理解“无”的真正含义。王衍从政，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尸位素餐，其政绩自然乏善可陈。

　　元康年：太阿宝剑

　　像王衍这种人虽说毫无作为，但至少不会惹是生非，再加上有张华、裴、贾模三人竭力匡扶朝政，居然令西晋王朝步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平稳与安定。想想，皇帝是个智障者，皇后又凶残毒辣，在这种怎么想都是死路一条的危局之下，能勉强维持朝廷和谐也着实是不易。

　　身居最高位的皇后贾南风，有了这个政治班子帮她打理政务，也就可以踏踏实实享清福，玩男宠了。

　　不可否认，张华对贾南风怀有感恩之心，他也常常劝谏贾南风，但他采取的方式相当柔和。元康年间，张华写过一篇《女史箴》，阐述女子应尊崇妇德的道理，旁敲侧击地提醒贾南风。显而易见，这不疼不痒的劝谏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顺便提一句，《女史箴》很有名，除了因是张华所著，更大的原因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女史箴》画出了十二段《女史箴图》。在灾难动荡频生的历史长河中，这幅著名的画卷早已灰飞烟灭，但幸运的是，其唐代摹本和宋代摹本的一部分至今犹存。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一名英国军官抢到《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他将这宝物带回英国，并以25英镑的价格贱卖给大英博物馆。可是，大英博物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对中国艺术了解不多，居然按照日本画的方式装裱，并拦腰截成了四段，其中明清文人的题跋都遭到裁剪，着实让人心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中国是盟友，英国人提出，让中国政府任选《女史箴图》或是一艘潜水艇相赠。结果，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便继续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的宋代摹本较之唐代摹本，画工稍差，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华学富五车，博学多识。不过，或许是因为读的书太多太杂，他有点神道。他有个毛病，特别喜欢谈论神怪异事。

　　在一次酒席宴中，张华指着其中一块鱼肉，愣说是龙肉。众人不信，张华口若悬河言道：“龙肉浇上苦酒会发出异样光彩，你们不信可以试试。”一试之下，果然，肉浇上苦酒后出现了变色反应。虽然厨师解释说这只是一条普通的白鱼，但龙既然能变化形体，就算张华指着一条蚯蚓说是龙也没法反驳。接下来，众人大快朵颐，享用起这块所谓的龙肉。可以确信的是，古往今来没人真的吃过龙肉，但那次酒席宴却因张华变得别开生面，龙肉的口感令每个人都回味无穷，并成了大家日后向别人炫耀的谈资。

　　还有一次，武库中碰巧飞出一只雉鸡。张华说雉鸡是蛇变化而成。随后，众人在雉鸡旁边发现了几片蛇的蜕皮，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类似这种事有很多，张华总说些没法验证的话，把那些本来平平无奇的东西解释得神乎其神。想来，这大约就是张华塑造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惯用的策略。

　　《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孔子从不谈论怪异鬼神之事。至少在这一点上，张华没有遵从孔老夫子的教诲。他既有这个毛病，自然而然地也会吸引同类人趋之若鹜。

　　某天，一位客人叩响了张华家的大门。

　　吱扭一声，张府大门打开，仆役探出头。

　　“张大人在否？”客人操着浓浓的南方口音问道。

　　仆役一听这口音，立刻喜上眉梢：“莫非您就是雷君？”

　　“正是在下。”

　　“我家大人早已恭候多时了，快快有请。”

　　这客人名叫雷焕，是江东豫章人。张华得知雷焕精通星相学，遂盛情邀请他来家中做客。

　　张华与雷焕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二人一直聊到晚上仍意犹未尽。

　　“雷君，今晚就住在我这儿吧，一会儿我们去观测星象，占卜未来的吉凶祸福，如何？”

　　“好！好！”

　　雷焕也不推辞，欣然接受。吃过晚饭，二人登上阁楼，扶着窗棂仰观星空。

　　雷焕看了一会儿，悠悠说道：“我最近注意到，北斗星与牛郎星之间有一股不寻常的异象。”

　　“预示什么？”

　　“以我推测，是世间有宝剑精华贯穿天际之故。”

　　张华听到这里，自顾自地言道：“很多年前，有个相面的说我年过六十能登上三公高位，还能得到一把世所罕见的宝剑，这话莫非真能应验吗？”继而，他又问雷焕，“麻烦雷君帮忙算算这把宝剑藏在何处。”

　　即便在今天，运用星相学算命也颇为流行，但通过星相学算出某个地方藏着宝剑就实在太离谱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张华的循循诱导，还是雷焕早有预谋，总之，雷焕听了张华的话，万分肯定地说：“就在我的家乡，豫章丰城。”

　　张华想了一会儿，言道：“恕我有个不情之请。”

　　“您且直言。”

　　“我想请您去丰城做官，顺便帮我寻找这把宝剑。”

　　“在下义不容辞！”

　　就这样，张华举荐雷焕当上了丰城县令。

　　雷焕在丰城的声誉还算不错，他频施善政，以宽厚著称。同时，他也没忘记张华的托付。算来算去，他确定宝剑就埋在丰城监狱下面。于是，他在监狱地基下挖了四丈多深，居然真的找到一个青石匣。雷焕将石匣打开，只见里面整齐摆放着两把宝剑。剑上都刻有字，一把写着“龙泉”，一把写着“太阿”。事后，雷焕将太阿剑赠给张华，自己留下龙泉剑。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匪夷所思的故事，就会发现里面大有文章。

　　先说这两把有名的宝剑，的确见诸史册中。

　　龙泉剑由春秋战国时铸剑名匠欧冶子打造，太阿剑则由欧冶子和他的徒弟，同时也是他的女婿干将（干将的老婆是莫邪，即欧冶子的女儿）合力打造。龙泉剑是不是真货不清楚，可另一把太阿剑却绝对是赝品。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太阿剑曾随秦始皇陪葬，项羽掘开秦始皇陵墓后得到太阿剑，请铸剑师将太阿剑重新冶炼，并一分为三，打造成了三把剑。也就是说，早在楚汉争霸时，太阿剑就没了。

　　如此可以断言，雷焕绝对是把赝品太阿剑像煞有介事地赠给了张华。

　　联想今天，无数奸商将新铸的铜器涂抹硫酸埋在土里，过上个把月再刨出来，充当古玩贩卖，这种事实在太稀疏平常。雷焕比今天的低端奸商高明之处在于，他给这事赋予神秘学和政治色彩。在这个故事里，雷焕以星象作为引子勾张华上道，不仅为自己赢得奇人异士的大名，更得到丰城县令的官位。他赠给张华一把赝品太阿剑，卖了张华一个很大的人情，自己又留下一把天知道是真是假的龙泉剑。经这么一炒作，无论龙泉剑是真是假，必定身价倍增。雷焕赚得是盆满钵满。

　　事后，有人对雷焕说：“你得到两把宝剑，却只给了张华一把，这事能瞒得过去吗？”

　　雷焕答道：“眼看本朝将有大乱。张华必身受其祸，无法幸免，都给他也是浪费。我留着这把龙泉剑，是打算日后悬挂在东汉名士徐稺的墓前做凭吊。”

　　不过，雷焕也就那么一说，他当然不舍得把龙泉剑挂在徐稺墓前。等雷焕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龙泉剑。后来，龙泉剑不慎落入水中，从此再无踪影。

　　再说张华得到太阿剑后爱不释手，整天挂在腰间。自然，他无从知道这把剑是赝品，但这完全不重要，因为这把剑象征着天意，为他将来能登上三公高位营造出充足的政治舆论。

　　元康年：火灾

　　元康五年（295），冬天的一个深夜，洛阳城被火光映得通红。

　　“着火啦！”众人叫喊着四散奔逃。

　　火灾发生在一个极重要的地点——武库。这里存放着皇城军队的武器、铠甲、军械和大批稀世珍宝。

　　中书监张华闻讯，大惊失色，他第一反应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天灾，而是坚信又有政变发生。

　　“有政变！快！全军戒严！任何人不准乱动！”

　　驻守在武库旁边的卫将军郭彰（贾南风的舅舅）也是同样的想法。

　　“又有政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