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油立即上书反对:“御史奏事当求公允。
如光庭所言,是持异论者不容。
言者亦罪,默者亦罪,不言不默以苟安者亦罪,至考究心迹。
岂非所废蔡确六议之条,而实行之?”
“御史奏劾,当为逆法之奸,舆论不容。
既引灾异,则尤须督奏抗灾不力,懈慢民事者。”
“于今旱情渐滋,斯所论者,必曰陛下德之崇未至于天欤?业之广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近者或幸免欤?”
“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欤?大臣失其职而贱者窃其柄欤?”
“直谅之言罕闻而谄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著而赃污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与?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与?”
“夫必言有是数者,然后可以召灾而致异。”
“而臣亦可谓乃朝中清和渐失,纷争渐起之相。”
“论议纷纷,于旱何益?是坐而论道,未若一瓢也。”
苏油的奏章写得很明白,直接提前将御史台每逢灾变的惯用招数先列举出来,意思是这般陈词滥调换成我来说,老子能够保证比你们说得更加全面完整。
旱灾之前,求你们干点正事儿吧!
高滔滔还是留中,皆不报。
丁未,以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
黄廉是司马光吕公著旧交,老台谏出身,之前处理吴居厚等案件,秉公而断,并没有过度扩大打击面,也只用证据说话,功过分明。
虽然处理结果让苏油不太满意,但是至少过程做到了程序正确,苏油觉得这人算是保守派里边起码懂得“组织纪律”的人物,于是举荐他回御史台。
然而御史台的人已经满了,司马光和吕公著,以其提举河东路保甲六年,河东军民德之,治状素有所闻为由,同意了苏油的推荐,给黄廉升官,不过丢去了户部。
己酉,诏回赐高丽王鞍马、服带、器币有加。
鉴于河西、青唐已然平定,罢陕西、河东元丰四年以后,因为军事问题而增置的官局。
癸丑,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雨。
农耕国家最大的祈福就是风调雨顺,《宋会要》里,特意记录有乞雨的一整套规范和仪式,从国家到地方还分出了等级。
不过今年的旱情其实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影响。
御史以天变要求蔡确、章惇、韩缜去位的企图,被苏油轻松狙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旱情造成的后果不严重。
其中锅驼机与机井的贡献相当重要。
苏油也随太后辇驾侍奉,从城北回来的路上,太后还特意绕道,到洛口渠观看了锅驼机水力设备的工作方式。
锅驼机如今的功率也在疯狂提升,一台锅驼机可以带动一个高高的架子,称之为“天枢”。
天枢架其实就是一个动力连接设备,又可以带动洛口渠五台螺旋筒汲水机汲水。
旱灾之所以是旱灾,是因为水到不了地里,并不是真的没有水。
开封府守着一条黄河,一条洛汴渠,水还是有的。
不过今年的渠口水量明显不如往年,要保住开封府北面十几万顷耕地不减产,保证渠水供应就是必须的。
苏油的做法从来都是尽量化害为利,趁此机会大力推广锅驼机、机井、抗旱作物。
但是玉黍跟土豆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推广开的,因此京周诸路还是以莱山一号为主,玉黍和土豆更多是在官田的坡地瘠田上栽种。
自打王安石去相之后,司农寺就不再是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部门,重新回到了大宋农科院和农田计划署的正常定位上来,司农寺的官员难得再见到国家高官。
元丰改制之后,司农寺归入了户部管理。
现在高滔滔带着两制上官员一窝蜂来到城北官田,吓得刚刚升任户部郎中,判司农寺的刘嗣心惊肉跳。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章 光胫转运
刘嗣在土地庙七子里边算是老实巴交,他的入仕,完全是被章惇绑架的结果。
章惇要平梅山,要开辟湖南湖北,就需要以夔州作为后勤大基地,正好刘嗣当时在夔州为离任的苏油做收尾工作,被章惇抓了壮丁,负责管理后勤。
章惇平梅山,刘嗣出了大力,也给赵顼留下了踏实可靠的深刻印象。
之后仿效两浙开发荆湖,谁都不愿意在那瘴疫蛮荒之地当官,刘嗣也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竟然被赵顼点名,成了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进入了路级干部序列。
刘嗣在那边游说梅山蛮的过程中,认识了当地大族苏方的妹妹苏九儿,两人结为夫妻,刘嗣随即又被转运使蔡烨举荐,成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
蔡烨去后,刘嗣历任荆湖南路转运使,荆湖南北路都转运使,算是做到了外朝官中的最高级别。
之后开始渐渐有了自己在官场上的人脉,还经过苏油牵线,将自家闺女嫁给西军将领王文郁长子韦昭。
高滔滔垂帘后,非常重视农业,要求两制上官员举荐农业方面的人才,苏油和章惇就推荐了刘嗣。
这就是大宋,没有科考成绩打底,以胥吏入官,刘嗣在外路兜兜转转几十年,开拓良田数十万顷,安定招纳两路蛮夷、移民数十万户,将荆湖打造得有了后世湖南湖北中华粮丝大基地的雏形,才得到大佬的青睐,终于成为了一任京官,户部南曹末位郎中。
这个郎中非常边缘,因为户部的工作很繁杂,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
而农业这一部分,主要是掌全国疆土、田地、册籍,还要引导移民垦荒;招抚安置流民;以鱼鳞图册、黄册为根据,抑制豪民兼并;以限田裁异端之民;以树艺课农官;以草地养马放牧;以种器召佃尽地利。
刘嗣负责的工作还在这些之外,属于户部南曹中的一个新部门——技术司。
这是苏油对高滔滔提出的建议,六部独立出一个司,负责推广新方法,新机械,新技术。
除了吏部,其余五部都有。
不过司马光倔强,别的部门都叫技术司,偏偏户部还是按照老习惯,管技术司叫司农寺。
怨念,妥妥的怨念。
不过苏油也懒得计较,反正主持各部这个司日常工作的,基本都是理工人才。
刘嗣屯垦十几二十年,对自己的业务具备非常的素养和自信,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高滔滔隔着车帘相问,刘嗣皆能回答得非常详细,让所有官员都非常满意。
就听刘嗣说道:“锅驼机功效是黄河大水车的数十倍,今年因为河水水位下降,导致近二十台大水车无法发挥作用,不过京周三路依托洛口埽水利工程所得的灌溉水量,其实远比平日为多。”
“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化害为利,将京周三路的水利网络建设得更加完备。”
“以往依靠降雨,京周三路有一半土地,对水利工程依赖不强,兴举工役时,地方官员多有阳奉阴违,甚至罢减阻挠者。”
“今年就不一样了,地方官和百姓们积极性都很高,这里还只是一处临时性的设施,其余各地打出的机井不下百余,都设置在以往水利不及的地方,发挥的作用更大。”
“臣这里有京畿三路水利设施分布详图,敢呈太皇太后懿览。”
高滔滔命张士良取来看了,图上黑色部分是旧渠,红色部分是各州府今年新开的新渠,还有上百处红色的三角形,标示着机井的位置。
而每一处机井,也有红色的线路引出,将整个京畿三路变成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高滔滔对此非常满意:“户部南曹技术司的差遣,爱卿做得细致。听闻爱卿以堂堂一路转运使,长期在田间地头测量规划,兴修水利,在荆湖都有歌谣传颂?”
刘嗣大窘,躬身施礼:“臣孤儿出身,历仕以来出没草野,这个……这个浅薄简陋,是百姓胡乱传唱,实在是大失官体,有辱圣听。”
这是《时报》上刊载过的一首儿歌,曾经感动过无数的人。
“转运转运,黔首光胫;湖北荆南,今翻上郡;我将力勤,朝廷莫遣使君去!”
刘嗣在荆湖任转运使期间,引进理工技术,大兴水利,秉承苏油的一贯风格,对夷汉一视同仁,大得人心。
转运使一般三四年就得一换,荆湖百姓听到刘嗣到期就会离开荆湖,痛哭奔号,传唱歌谣,呼吁朝廷不要将刘嗣调走。
赵顼得知后大受感动,又因为荆湖乃新开发地区,夷汉间杂,难于治理,因此准了百姓所请,硬将刘嗣多按在了荆湖两届。
高滔滔见到刘嗣老农一样的肤色,也不禁叹息:“昔大禹治水,手足胼胝,胫无一毛,三顾家门而不入。”
“爱卿治荆湖十余年,上接蜀中,下引淮南,左顾荆襄,右抚广南,使方圆两千里间,我大宋昔日荒莽之区,至今翻为鱼稻桑麻之地。”
“爱卿之功,不亚苏油开太湖,沈括拓南海。”
“听说你只比司徒大四岁?足见平日是多么操劳。”
“大宋有黔首光胫的转运使,这是大宋的荣傲,官家与朕的荣傲,何陋之有!”
一句话给刘嗣定了性,让所有官员都对羡慕不已。
只要刘嗣今后不乱来,太皇太后今日的评语,足以保刘嗣子孙富贵平安。
不过话又话说回来,要他们以刘嗣现在的模样为代价,十个里边,怕是又有十个做不到了。
……
回京的路上,章惇逮着机会,与苏油讨论起王安石的《经济论》来。
王安石这部书,是潜心研究十多年之后的心血。
书中从宏观经济的眼光出发,详细分析了大宋这个国家的劳动分工,经济构成,终于发现了一条真理,那就是“社会财富”的概念。
王安石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市场大小,以及在市场和分工的基础上,构成的社会财富在流通中发展壮大的程度。
书中分析了很多方面,认为财富的价值,来自一个个的人,而让每一个人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这个社会就会越加发达和富裕。
要实现这条,需要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的提升,需要工具的改进,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的传播。
王安石也吸收了苏油和张方平的一些观点,认为生产不光光限制在农业,而应当包括工业和商业。
“四民之业即其田”,这个观念,在这本书里也提了出来。
书中除了对土地租佃、流转、兼并做了深刻论述和反思,同样对货币、商品交换、价格、劳力、薪水、资本、利润、专利,也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
而对于货币、银行、金融等方面,则基本援引了苏油和张方平的论述。
书中对很多新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产物,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了国家大型企业如钢铁厂,造船厂的运转模式;大型私人资本企业如毛纺厂、皮革厂、机械厂的运转模式;新兴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汇票,保险业务等的研究分析;甚至连海外殖民地、捕鲸业、新型牧场、家庭式新式立体农业,都做了论述。
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个人的人均“社会生产效率”。
生产的另一面是消费,作为两任宰执,王安石对国家收入的来源与分配也做了详尽描述,尤其详细地描述了自元丰以来,国家的开源节流的具体措施。
但是书中还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对苏油让宗室自立,成为“民力”的组成部分,表示了赞同,但是同时又提出了“与民争利”的问题。
而且王安石悲观地认为,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
他认为自己早期新法的失败之处,其症结就在“取民利与国”。
而现在大宋的经济走势,让他又产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与权贵”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