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明亮的鲸油灯下,苏油看着自己拟好的书封,怔怔出神。
上面只有两个字——伦理。
这个词如今还没有出现,本来该是十九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才出现的产物。
如果说《原理》,是出于理工之学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进而发展到社会分工、法律、美学、哲学等系统的理学纲要性文献,那么《伦理》,苏油想将之列为理学一门,阐述道德思想观点的著作。
这一点与,后世关于伦理学的定义是一致的,即以人类道德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这门学问,要解决的问题既多且杂,但是其核心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里早已存在的——“利义之辩”。
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两者谁决定谁,以及相互之间,有无反作用的问题;
二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但是苏油的《伦理》,却又还不仅于此。
因为伦理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大问题,涉及到人类如何才能合理构建一个趋近完美的社会的问题。
站在苏油如今的立场,他要解决的,不是“个体人”,而是“社会人”的问题。
人,是社会动物,所有科学,其实都要为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他的《伦理》,不是独立于哲学之外,恰恰相反,乃是哲学里最核心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何为“道德”,何为“幸福”,何为“善”。
以及道德从何来,幸福感从何来,善从何来。
放到刚穿越到这里的时候,或者十年之前,这样的东西他可写不出来。
不过如今,他的三观已经在这个时代大成,不光有无数东方西方哲人的研究为根基,更有了不少自身的实践、思考与领悟。
尤其是华夏民族,对这个问题本就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
这本书,看起来是讨论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研究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研究道德规范体系;研究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以及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生活态度等问题。
但其实最关键的,这还是一道让程朱理学体系投降的重要武器。
苏油要用这部书,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那套看似完美,其实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至高理论”,打破那套由“虚礼”构成的伦理思想体系。
转而拿起西方思想家用过的目的论、道义论、美德论,结合后世东方儒家陆王学派的“心学”内核,给最大多数的人一把能够武装和保护自己的思想武器,而不是使儒学变成儒教,成为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屠刀。
这其实就是“天理人情”理论的最好阐述,也是保护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康温饱群体和资本初出的嫩芽,解决其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政治诉求萌芽,让自己获得最大多数支持的基石。
写这部书目的,更是要启发大家去寻找一种能够合理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培养道德之人,礼义之邦的坚实理论。
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社会契约,比如上到君主下到平民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比如权力与约束,比如道德与法制,比如国家力量的构成,比如人类的基本幸福。
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宣扬,对君权的限制。
这个不是不可能,大宋君主,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里,唯一一朝可能接受这种思想的君主。
这种思想早在孟子时期就已经萌芽,孟子在今年列圣,也说明了当今社会对这种思想的需要。
对于苏油来说,引经据典以六经注我,其实根本不难。
比如君权天授,这个天,可以解释为天上,为天理,为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即天道。
而不是什么神灵,或者神灵的代言人。
同时这个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属于苏油自己的创建,就是它不光只应对天上,还应该包括——天下。
它为人情,为天下最大多数人的意愿,为人的基本幸福。
什么是基本幸福?那就是生存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和通过努力就能够改善自己生活,且不可剥夺的权利。
如果权力与资本,剥夺了人的这些权利,让天下大部分人即便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不近人情。
那这个社会就病了,这个王朝就不会长久。
只有上尊天道,下体人情,王朝的管理者,有意识地引导王朝,让它朝着符合天理人情的方向发展,才能构建出一个道德社会,一个礼义之邦。
这才是“受命于天”的真正含义,这才是“既寿永昌”的根本原因。
第一千四百二十七章 交流
毫无疑问,将封建王朝的思想发展往这个方向引领,才是苏油穿越到这个世界来的终极任务。
如今的大宋,即将面临一场因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思想变革,扁罐盗船出海探索世界的举动,看似一场偶然事件,但是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却又是一场必然事件。
作为父亲,苏油既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担心,却又暗暗为他骄傲。
就好像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苏油不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更不是什么思想家。
从骨子里来讲,他只是一头政治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官僚,一个功利主义者和一个实用主义者。
因此他只有到这里来,在眉山,在程夫人和八公的灵前,他才敢动笔将前人后人,东方西方的思想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理论,融汇贯通,形成著述。
放在后世,这部书或者不算什么,但是放到今天,绝对振聋发聩。
而其内容很多非常敏感,因此还得将自己的思想巧妙的予以修饰和加工,该显的显,该隐的隐,该繁的繁,该简的简。
得让它成为一颗种子,深深埋入华夏这片思想的沃土里边去,然后静待它生根发芽才行,而不是一出现被统治阶级当做瓜子给料理了。
深吸了一口气,苏油拿起钢笔蘸了墨水,开始唰唰唰地在纸上写了起来。
……
六月,礼部言:“欧阳修等编《太常因革礼》,始自建隆,讫于嘉祐,为百卷。
嘉祐之后,阙而不录。
熙宁以来,礼文制作,足以垂法万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续编纂,以备讨阅。”
从之。
壬辰,辽国开始出现货币危机,禁毁铜钱为器。
秋,七月,甲辰,伊、洛溢,在陕西造成一定的自然灾害。
韩维不待朝廷诏命,命九原、兰州调集钱谷、工匠、牛马、物料以济民。
此举非但不拘常制,跨路作业,而且是宁夏三路第一次反哺大宋。
这事情就连苏油都不敢干,可韩维是赵顼潜邸时的记室参军,一如富弼之于仁宗。无论他做什么,赵顼都不会对他有忌惮防范之心。
这次差事干得非常漂亮,也让大宋朝野上下,对于宁夏三路的价值,有了正确的估量。
与此同时,黄河让大名府元城大堤遭遇考验,都水司熟门熟路,再次通过御河分流,虽然也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知大名府王拱辰上书,要求加强秋冬黄河治理,不能以“爱民”为由,耽误了必要的水利工程整修。
爱民,是要把工钱给够,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王拱辰还指出了一个严重问题:“河水暴至,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盐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
苏油也在眉山上书,要求朝廷对于重大灾害,需要设定应急预案,而应急预案里边,最重要的就是明确重大灾害事件中的地方各级临时指挥体系的权属。
赵顼给王拱辰下诏:“事干机速,奏覆牒禀所属不及者,如所请。”同时命令中书制定相关条例。
丙午,遣使赈恤,赐溺死者家钱。
甲寅,王安礼再次罢官。
这是一次很搞笑的政治事件。
刚开始是一件小事儿,王珪与王安礼陈乞子侄差遣,用了尚书省的批状,御史张汝贤认为这操作不合规,对二人提出弹劾。
赵顼认为有条文规定,可以用例奏钞,但是张汝贤始终不下章格。
御史同意,是官员任命的审批手续之一,御史不同意,任命就通过不了,这事情就卡在了最后一关上。
王安礼听说之后面奏赵顼,请治张汝贤之罪。
张汝贤反奏王安礼一本,说其不能修身治家,而且在湖、润任上,曾与倡女“共政”。
这也是北宋官员们常有的臭毛病,料理政务的时候,要表现得云淡风轻,毫不费力,似乎不这样不足以体现得自己能力超群,这个官当得毫不费力一般。
这和明清两代的官员们明明污朽糟烂,却还要穿补丁官服,不修官衙,脸色枯槁,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得自己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那样,是两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极端。
平心而论,王安礼算是保守派中颇有干能的人物,不过办理公事的时候还在招妓听曲,明显玩得过了。
于是赵顼将王安礼叫来训斥:“汝贤奏弹不当,固有罪;其所言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复临百官?”
张汝贤虽然被罢黜,王安礼终究也不自安,于是上奏赵顼,以兄长王安石疾病为由,请求外任,方便照顾兄长。
赵顼让他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
其实这次事件,在苏油看来,可以视作是保守派尝试重回朝堂的最后一次失败。
……
还是七月,左旋螺号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再一次见到了陆地。
这回麻烦了,因为这里似乎是一片大陆,挡住了前进的道路。
左旋螺号只得折向南方,开始找寻继续往东的通道。
船在北纬四十九度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峡湾,钻进去之后发现了一个风平浪静的优良深水港口。
港口位于一条河边,前方又被峡湾的对岸长长的半岛阻挡了风浪,可谓得天独厚。
这里气候舒适,地势平坦,水质优良。
两岸全是参天的巨木,森林里物产非常丰富。
扁罐让龙海生在河口停船,大家乘坐小艇上岸修整。
经过测量,这里地处北纬四十九度十六分,东经一百四十三度七分。
最让扁罐他们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人!
而且是跟他们一样的黄种人!
从各种特征来看,这里的人和扁罐他们自己都差不多。
不过这里的人还处于原始状态,成部落形态居住在河谷当中,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