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韩熙载进入两浙之后，行事也多师出有名，迁豪行动，也多从那些风评较差的土豪劣绅开始，算是充分考虑民情民意了。然而，即便如此，引起反弹之剧烈，反倒超过了江南与江西。
对于很多吴越豪强来讲，他们是真的不欢迎大汉的统治，他们更喜欢钱氏当政。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大概是能够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话。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原有的秩序，被彻底打破，社会资源与财富在这场大乱中，得到了实际上的再分配。
因为这场叛乱，吴越人死者达十三万之多。事后被外迁的人，更超过二十万。而吴越叛乱的平息，也代表着朝廷在东南的大整顿，告一段落。
终究，没能像刘皇帝所期待的那般，平稳过渡。也可以理解，涉及到社会变革、利益分配的事业，还是在短时间内要起到效果，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一场腥风血雨，代价固然不小，也扫平了大量障碍。现如今，刘皇帝可以自信地讲，东南地区可保百年无虞。
而从开宝元年开始，一直到开宝四年，三年多的时间内，朝廷自两江及两浙地区，共外迁四十余万人，其中半数落入了荆湖南道。
剩下的，关内消化五万，陇右三万，山阳三万，余者散布中原河北。经过那些纷纷扰扰后，东南地区，也逐渐成为让刘皇帝满意的符合大汉统治的秩序状态。
韩熙载东南安抚使的职位，在开宝四年三月，被正式撤销，召还东京。在东南的这几年中，他曾遭遇了七次刺杀，在第四次的时候，差点丢了性命，可见那些利益被触犯者有多恨他。
同样的，在朝中，非议也从来没停过，等回到开封的时候，韩熙载已是身心俱疲，直接向刘皇帝辞官。
刘承祐不同意，授集贤殿大学士，去编书，过点轻松的日子。
第72章 雷王之争，西北现状
在过去的两年中，大汉朝堂之上，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政治上的稳定，往往表现在人员的稳定上。魏仁溥、窦仪、王溥这三名宰臣，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魏仁溥宽厚有度，顾大体；窦仪刚正清介，谨循礼法；王溥年富力强，好学不辍，人誉有宰相之器。
对于大汉的官制，也再度梳理了一遍，将散武勋与朝廷实授官职进一步区分明确，这一点并不难，在唐制的基础上，糅合当下大汉国情即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再度裁撤了一批冗官。
官职名称上最大的变化，要属三司使了，为了与禁军三衙、三法司以及地方三司加以区别，正式设立财政司，下辖度支、户部、盐铁三部，财政司长官呼为计相，写入《汉会典》，由此，财政司的职权与地位，进一步拔高，为中书令下第一人。
在财政体制整改确立的过程中，爆发了开宝年来第一次比较剧烈的政治冲突与斗争，前三司使雷德骧与户部尚书王溥之间的对抗。
自从王溥回朝，被安排在三司后，作为原三司长官的雷德骧就始终处于一种阴霾之中。在雷德骧看来，王溥就是来抢班夺权的，仗着皇帝的宠信，在三司指手画脚，竟然使他这个堂堂计相，被排挤在开宝新政的核心领导集体之外。
论才干，雷德骧自诩不弱王溥。然而，论人缘，人皆赞王溥美姿仪，有风度，而雷德骧过于刚直，性急躁，常有犯上欺下，风评就差了不止一筹。若论与皇帝关系之亲近，皇帝的信重程度，那就更没可比性了。
性格有的时候，也确实决定命运，忍了两年多，雷德骧选择了抗争，还是正面针对王溥，对其言行进行挑刺，对其工作进行阻遏。使得三司在一段时间内，纷扰不断，甚至耽误了度支工作。
最终，惹恼了皇帝。作为皇帝，刘承祐自然是乐意见到臣下们有竞争，有对抗，但要有个度，有底线，不能怀了国家法度，耽误公务。
当雷德骧以私怨而废国事之时，刘皇帝自是不能容忍。最终，雷德骧被罢计相之职，外放陇右，知兰州。这样的处置安排，也是遵循一种默契的规矩，雷德骧终究是朝中重臣，虽不容于朝堂，外放地方，仍能居要职。
当然，也是因为在刘皇帝看来，雷德骧为相欠缺明显，为一方之任，则绰绰有余，再加西北地区，本就是用人之地。
就结果而言，大汉的朝堂斗争，也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理性的状态，不至于动不动就是血雨腥风。这也是，刘皇帝当政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方才逐渐养成的规矩，从边归谠到李涛到，再从范质到雷德骧，历次有高官重臣被排斥出京，都不失要职重任。
雷王之争，以王溥的完胜而告终，王溥籍此，官拜财政使。从头到尾，面对雷德骧的挑衅，他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三点，一退二忍三让，让到最后，皇帝插手，雷德骧外放，他则一跃到位，成为政事堂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在雷德骧西行赴任之时，王溥还亲自前往送行，一笑泯恩仇固然没那么简单，但王溥在士大夫之中的名望却日益增高，容人之量也成为了其政治标签，再加上回朝之后，王溥也举荐了不少人才，使得他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在大汉的开宝时代，在这个耀眼的舞台上，王溥注定是颗政治明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提及西北，不得不说，并不算安稳。尤其是河西地区，虽然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安排，尤其是军队戍守，更是强而有力，但是当年过度的杀戮，后遗症也显现出来了，仍旧叛服不定，虽然每一次都被汉军强硬地镇压，但总有人跳出来，反抗大汉的统治。
两年的时间下来，原从属于甘州回鹘统辖下的人口，已经锐减一半，都是在动乱中，或死或逃。虽然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就是，在大汉的统治下，甘肃地区反倒不如回鹘人统治时期安宁。
而几支逃出甘肃的回鹘人，也不消停，尤其是西迁至沙州西南的一支，两年的时间内，竟然有五次聚众袭扰瓜沙甘肃。他们人口不多，军力不强，但深谙游击之法，就像苍蝇臭虫，打不倒你，咬不疼你，就是让你不胜起烦。
最大的一次，联合了一些吐蕃人犯边，杀掠沙州百姓三百余人。为此，河西的戍军，已经准备进行一次突袭，将这支烦人的回鹘余孽，彻底消灭，顺便打击那些不安分的吐蕃人。
归义军，已经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享受着朝廷的重爵厚禄，西平公曹元忠、广安伯曹元恭高调东归，到京城享福，当地豪族也陆续内迁，分散安置在关陇一带。
河西走廊，可以说是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了，但丝绸之路，依旧断绝，商旅难兴。除了局势不够安稳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西域的局势。
距离辽军西征，已经快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辽国是大获战争红利。根据从契丹内部刺探所得消息，通过攻略西域，辽军共掠得牛马驼羊各类牲畜超过一百三十万头，金银财物更数不胜数，超过十五万的西域各族青壮男女被押送回契丹国内为奴……
而所付出的代价，只是不到两万人的伤亡。在见到攻略西域的好处后，辽主耶律璟曾给耶律斜轸增援过一批兵马，共计两万余部族兵，当然，除了支持西征军外，也因为汉军收取河西的行动，不得不加强西域辽军的实力，以免大汉背后捅刀子。
而在开宝二年冬，在耶律斜轸陆续讨平轮台地区的回鹘主力后，再度集中兵力西进，攻打龟兹，这一回，回鹘人没能抗住，到开宝三年春二月，前后坚持了一年半的龟兹城被破，西州回鹘也就此被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出辽军西征，给西州地区带去了多大的破坏，但也能大概给个测算。战前西州回鹘拥有百万人口，刨除死亡、逃迁、掳掠之众，到开宝四年，西州剩下的人口也就四十万左右的，这还是在攻略后期，耶律斜轸有意识地控制杀戮。
可以说，西域的历史，进入了一段沉沦期，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
而高昌回鹘的覆灭，并不代表西域战事的终结。在讨平龟兹之后，因为于阗发兵救援回鹘，与辽军为敌，耶律斜轸遣师南下，意图将之一并消灭。
结果，遭受重挫。此时于阗的正式国号为“大宝于阗国”，其国王是统治了于阗半个世纪的李圣天，在老国王的率领下，于阗竟然击败了辽军，斩俘两千余。
耶律斜轸大怒，本欲亲自挥师进讨，更大的麻烦来了，扩张欲望正盛，正无处发泄的黑汗王朝正式参战了，打着传教圣战的名义，大举东进。
黑汗军队，论组织性，并不弱，装备也算精良，更有圣战的光环加持，但是辽军却小看了他们，因为不了解，于是吃了大亏。
双方第一次会战，是在开宝三年三月，战于拔达岭，辽军两万，黑军三万。结果辽军大败，在黑汗重骑以及那些狂热圣战者的冲击下，存有轻敌之心的辽军，完全抵挡不住，损兵四千余。
那一仗是辽军西征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头一次被打得没什么脾气，虽然参战的辽军，有近半数都是回鹘的仆从军。
有一败，就有第二、第三，黑汗王朝的军队突破天山，向东挺进，先后在倭赤、末蛮、姑墨击败辽军。而一直退到龟兹，辽军才在耶律斜轸的带领下，稳住阵脚。
辽军前后，损兵上万，包括契丹本部的军队。接下的局势，对辽军来说就不容乐观的，甚至得用悲观来形容，因为他们在西域的作为，是不能失败的，而一旦失败，靠武力暂时压服的回鹘人定然不稳。
而反弹来得很快，当辽军失败的消息传开后，高昌的回鹘旧民顿时就开始躁动，乃至暴动。
在堪称危急时刻，还是耶律斜轸发挥着他的军事才能，利用黑汗人连胜之后，骄纵急进，轻敌少备，暗集精兵，在龟兹城下，设伏击之。靠着大棒重锤以及斩马腿的战术，破了黑汗重骑，并乘胜追击二十余里，杀俘五千余人。
由此，辽军的危机暂时解除。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黑辽双方，在龟兹以西的塔里木河流域，继续大打出手。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哪怕有耶律斜轸这样的统帅之才，辽军也难以占据上风，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辽军问题太多，因为杀孽太多，西州破坏太严重，无法予以足够的支持，而背靠的契丹，又属于远水，不能解渴。
相较之下，黑汗人是待高昌血流尽，在辽军久战兵疲之后，方才趁隙而动，自然占据着上风。在这样的局面下，契丹人在西域形势日蹙。
如此，倒使得于阗国大松一口气，在南面看戏……
而西域战乱对大汉的影响，大抵也就体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阻断了，看辽军遇到黑汗这块硬骨头，甚至还有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第73章 西北隐患
如果要说大汉哪处情况最复杂，统治难度最大，那么毫无疑问，西北地区，尤其是关内道北部以及收复时间还不算长的河陇之地。
汉夷杂处，戎狄环伺，民族问题是其根本原因，当然，自古以来，常有西患，这不是件值得惊奇的事。
只是，对当即的大汉而言，所面临的困难，又远超前代。毕竟，中原政权，失去对河陇之地的控制，还从来未似唐时沦于吐蕃之手那般久，即便有归义军昌盛一时，也不过黄粱一梦。
等大汉重返河陇，所面临的，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了民众基础的情况。吐蕃、回鹘、党项、羌等胡人，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虽然，大汉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接纳各族百姓，各方势力也因为帝国的强大而俯首陈臣，但在推行汉制的过程中，仍旧避免不了矛盾与冲突，降而复叛实属寻常，流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一些骚乱，一些困难，一些阵痛，对于偌大的帝国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同化统治的执行上，朝廷还是很坚决的。
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重心的东移，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慑，也使得中央对于西北地区的掌控能力，也不如强的前代那般强，堪称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最弱。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自长安自开封之间有多遥远，也代表着朝廷对西北统治的难度增加了多少。
不过，在近两年，新旧民之间的矛盾，也益发凸显出来了。从当初折从阮平定西北叛乱之后，以汉民稀少，十余年间，对于西北边州，朝廷一直都在进行迁户实边的政策。
根据朝廷官方的记载，前后十五年的时间内，大汉一共向西北地区迁徙了三十余万众。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即便以西北之大，已然可观了。
而其中有三次规模最大，关中蜀乱之后，徙乱众置边；灭蜀之后，又迁豪强以及叛众；再加上，对东南大户的满满强迁。
耗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精力，自然见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变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区，汉味华风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填补汉民缺口的同时，也直接考验着官府的统治能力与手段。治安问题，风俗冲突，新旧矛盾，各种各样影响西北和谐的问题，是层出不穷。
在许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来，这些外来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来抢夺他们生存空间的恶狼。
而大部分迁户，对此，本就不乐意。三十多万人中，只有不到两成，是从全国各地搜罗的无地农民、贫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迁户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闯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强迁的豪强、地主、平民，要么就是像川蜀、吴越这样的叛乱余众。
这些成分复杂，且多含怨气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这种多乱之地，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了。
也就是，当下的大汉朝廷权威正盛，而对西北地区也足够重视，统治也足够强力，并且迁户都是分散安置的，问题还不算尖锐。
但是迁户的问题，也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京城内外，不乏有识之士，比如有西北为政经验的郭侗就曾上表刘皇帝，讲迁户问题。
已经升关内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说西北迁户，多怀怨望，希望朝廷能够加以重视。
对此，刘皇帝给了积极的反馈，除了几番降诏西北各道州，善加处置民族以及新旧民事务之外，也暂时停止了继续向边州强迁人口的政策。
毕竟，刘皇帝移民实边，是为了平衡人口，巩固统治的，一定的民怨与反噬可以承受，但若真因为此政策，搞出什么大乱子，那可就是得不偿失。
如果，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诸胡搅扯到一起……那种情况，想想都头疼。
当然，刘皇帝并不会因为这些不安因素，就为实边政策感到后悔。毕竟，比起那些胡虏，被迁之民，终究是汉人，长受汉家文化熏陶，不管有多少怨气，统治起来，总归要更容易些。
而他们在戎狄横行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除了朝廷，除了华夏这个大家庭，又能依靠谁呢？
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靠时间去消解那些怨气，在政策上予以优待，比如税收的优惠。
刘皇帝也相信华夏百姓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等迁户们彻底在西北诸州扎下根来，终将成为汉家统治可以依靠的力量。
只是需要时间，并且帝国要保持强大与安定。
对于西北诸族，刘皇帝最终还是决定，采取继续同化的政策方针。与西南受限于地理不同，在西北，不论是何族，只要生存在大汉的土壤上，朝廷的力量可以轻松直抵，这也是治理手段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而各族之中，回鹘人已经残了，吐蕃人分化得厉害，其余小族小部不足为道，到开宝四年为止，值得刘皇帝警惕与重视的，也唯有盘踞在灵夏的党项人了。
虽然政治经济手段齐施，在大汉多年不懈的收买、分化下，定难军、党项人已然不成气候，但终究未伤根本，其仍有谋乱之力。
军情司就向刘皇帝奏报过一个情况，说分化了五六年的定难军，又有合流的迹象。原因，一是节度使李光睿屁股逐渐稳了，对银、绥二州及党项诸部加以笼络。
第二嘛，问题还是出在大汉身上，讨灭甘州回鹘的行动，最感震慑的，不是他人，正是定难军与党项人。
毕竟，这个时期的甘州回鹘，论实力，或许不如党项人，但一定胜过定难军，结果却是那样的下场。
可想而知，如果朝廷想要消灭定难军，又能费多少力气？
在危机面前，内部的矛盾与纷争，还是可以暂时放下，一致对外。可以说，定南军的分化，有朝廷的功劳，诸李合流，同样是迫于朝廷的压力。
而了解到定难军的情况后，刘皇帝也意识到，想要解决定难军与党项人，光靠政治、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军事武力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并且，拖了这么久，也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汉舆图上有这么一小块异色，看着也确实碍眼。
而不管是诸族、迁户还是定难军问题，对当下的大汉而言，都是隐患。
第74章 契丹高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