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虞国公也走了

　　魏仁溥的遗表，用表来形容，或许稍显单薄，厚厚的一大落，足有两指的厚度，并用一张质地古朴的封皮包裹起来，看起来，更像一册书。

　　捧着这份遗表，魏仁溥微颤着手，轻轻抚摸着表面，仿佛在拭去那并不存在的尘埃，手指滑过那标题留白处，一副沉思状。

　　“叫人把火盆取来！”良久，魏仁溥抬首对魏咸信吩咐道。

　　很快，两名仆役动作麻利地将一盆炭火抬进门来，空旷的堂间顿时多了几分热度。炭火被拱得很旺，伴着几缕轻烟，一朵火苗正升腾而起，顽强地与冬风做着对抗。

　　时辰尚早，但天色在这火苗的衬托下，也显得黯淡了许多，火光映照在魏仁溥脸上，露出的是一张带有复杂情绪面庞。

　　悠然一叹，魏仁溥抬手便将手中遗表掷向火盆，一旁的魏咸信见了，脸色大惊，顾不得许多，奋力地扑了上去，把那册遗表抢救了下来。

　　顾不得狼狈，魏咸信十分珍惜地检查完损，而后抬手，望着魏仁溥：“父亲，这可是您的心血啊！何必毁之啊！”

　　“此等心血，已经惹得陛下生疑了，留之何用？”魏仁溥叹道。

　　别人不知，但整日侍奉老父的魏咸信心里十分清楚，这份遗表，绝没有什么悖逆之言，只是一份政论，是魏仁溥就自己为官为政生涯的一份总结。

　　见魏仁溥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之著，魏咸信激动地劝阻道：“父亲，如今陛下已然知晓此表，您却要将之焚之炬，届时又将如何交代？如此做法，岂不是更惹怀疑？”

　　魏咸信显然只想劝阻以保住这份心血，不过，显然给魏仁溥提了个醒，老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犹豫，思吟几许，疲惫地摆了摆手：“你说得对，是我糊涂了！”

　　见老父态度软化，魏咸信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捧着遗奏，问道：“父亲，那此奏？”

　　看了他一眼，魏仁溥道：“收起来吧！如你所言，这份东西，他日还当由你代我呈报陛下！”

　　“是！”应声之时，魏咸信语气中带着哽咽。

　　见其状，魏仁溥却是爽朗一笑：“你也不必如此，我早已是老病缠身，行将就木！等我死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也不必担心，陛下器量远非常人，至少对你们这些晚辈，还是会多加照顾的！”

　　魏仁溥说得平和，魏咸信听得却是倍感凄凉，不知觉间，眼眶已然通红。

　　……

　　魏仁溥终究还是走了，连开宝十三年都没有熬过，就在当年腊月二十三，与虞国公府中溘然长逝。

　　就如其生前那般，魏仁溥走得低调，走得安祥，生前的几个月内，除了刘皇帝登门一次，再没有其他人打扰，即便怀着各种心思上门探病的人，也被婉拒了，礼物收下，再带好回礼，如此而已。

　　因此，当魏仁溥的死讯传开之后，也在平静了几个月的朝廷内部掀起一阵波澜。官场是个人走茶凉的地方，哪怕魏仁溥也不例外，沉寂十年以后，他对朝廷的实际影响已然消退到一个极地的水平。

　　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活着的时候，少有人关注，甚至遗忘，但人死之后，各种追悼、缅怀也就纷至沓来。

　　前往吊唁的人群，几乎把虞国公府的门槛踏破，而事实也证明，魏仁溥的名望最后一次爆发，效果也是可观的。

　　那些受过魏仁溥提拔与恩惠的官员，都面露凄然，一片哀婉，几名门生甚至在灵堂上嚎啕大哭，声嘶力竭，表现得比魏咸信还要悲伤。

　　很多人都不禁感慨了，乾祐二十四臣，又去一人，魏仁溥的辞世，就仿佛一个时代的告别，当初那个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大时代，也确实离如今的人们逐渐远去。

　　同时，也意味着，当下的大汉，是“后来者”的天下，是“年轻人”的天下，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今在大汉军政之间掌握重权实权的勋贵与官僚，倒退个十年，都还“泯然众人”，即便有些名气，也只是初露峥嵘。

　　不管群臣如何看待，魏仁溥的死，于刘皇帝而言，心情却格外复杂。这么多年，见证了那么多老臣故旧的离去，刘皇帝大多怀有一种哀伤、惋惜、遗憾的情绪。

　　但唯独对魏仁溥，多了一层复杂，而这层复杂，可以用愧疚来解释，愧疚，则来源于那无端莫名的猜疑。

　　扪心自问，魏仁溥这样的臣子，值得去怀疑，有必要去怀疑吗？当然，刘皇帝心里的答案是肯定的……

　　只是，当魏仁溥就这么凄凄凉凉地走了之后，刘皇帝才能定下心来，稍作哀思，以表惋惜，聊以自慰。

　　室外冬寒刺骨，室内温暖如春，刘皇帝一身肃重的黑袄，表情平静地站在一排灯架前，手里拿着一把剪子，动作缓慢地剪着烛火。

　　剪下一点烛芯，带下一点微火，眼前着其熄灭，归于永寂，如此反复。哪怕是太子刘旸进入殿中，站在身侧行礼，动作的节奏也没有丝毫变化。

　　“虞公府去过了？”一边继续着手里的活计，刘皇帝一边问道，声音中带着少许的萧索。

　　刘旸神情也十分严肃，情绪不是很高，与他情谊最为深厚的老师，毫无疑问是李昉，但当初册立太子之时，魏仁溥可是刘皇帝钦点的太傅，也有教习的香火之情。若说名义，魏仁溥才是他的师傅，并且，对魏仁溥的品行与才干，刘旸也是从小经历见识，心中也是十分敬重的。

　　太子的性情，可比刘皇帝要温和得多，因此，人既已去，那种哀伤与悼念之情，也是难免的。

　　“儿已奉爹之命，前往虞国公府，代为吊唁了！”刘旸情绪不是很高，低声道。

　　“很热闹吧！”刘皇帝这么说。

　　刘旸神情微凛，“热闹”这个词，此时从刘皇帝口中说出，总是显得有些不恰当。但是，刘旸并不敢指出，只是应道：“闻虞公病逝，京中的功臣勋贵、臣工职吏，多上门致哀！”

　　“你是太子，也是道济的学生，由你代我前往，也足够尽心了吧！”刘皇帝嘴里喃喃道，似在问刘旸，又仿佛在自问。

　　刘旸闻言，迟疑了下，还是开口问道：“爹，虞公乃是功勋老臣，又是您的故人密友，他如今哀逝，您为何不亲自出宫，过魏府慰问？”

　　刘旸确实好奇，过去，像魏仁溥这样地位的老臣，辞世之后，刘皇帝都会躬亲前往，以表重视。

　　“只怕，这满朝之中，有不少人都在疑惑，又要胡乱臆测了！”刘皇帝叹了口气，空着的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老脸，说：“不瞒你说，我有些无颜面对啊！”

　　顿了下，刘皇帝又幽幽道：“再者，我已经给他道济送过别了！”

　　刘皇帝的语气中透着少许萧瑟感，刘旸闻之，一时默然。

　　过了一会儿，刘旸又提起一事，道：“过府吊祭之时，儿听说了一件事，魏咸信为虞公操办丧礼，仅支五十贯钱。很多人都说，以虞公的地位，其丧礼即便不过于隆重，也不该如此寒酸，有指责魏咸信不孝之意！”

　　“这大抵也有魏道济的交待吧，这魏咸信也果是个节俭的性子！”刘皇帝叹道：“虽居显贵，但甘居朴素，大汉朝中，是从不缺这样的道德君子，倍觉欣慰啊！”

　　刘旸：“虞公的品德与操守，实令人敬佩！”

　　微微一叹，刘皇帝说道：“关于魏道济的后事，我已经拟好了诏书，就由你去宣布落实吧！”

　　“是！”

　　对于魏仁溥死后哀荣，并没有超过出常例，只不过，这次是由刘皇帝亲自拟诏，其用心，也算真挚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左手抬起指向御案，刘皇帝说道：“魏府把道济的遗奏上呈了，上面写了不少东西，你也看看，有些内容，对你应该有用！”

　　“是！”刘旸隐约感受到了一丝不寻常，拱手一礼，走到御案前，拿起那份遗奏，当场翻阅起来。

　　魏仁溥的这份遗奏中，除了生涯总结以及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最关键，或者说最敏感的一部分内容，说的是大汉如今存在的一些问题。翻译地来说，就是在指出刘皇帝为政的一些得失。

　　其中，重点提及的，就是刘皇帝对胡族少民的高压同化政策，对漠北契丹的不依不饶，操之过急的兵制改革，强制迁豪徙民的后患，刑徒营等等……

　　可以说那一条条突出刘皇帝意志的政策，魏仁溥从中却看到了风险与隐患，看到了那平静表象下潜藏的矛盾与危机……

　　而刘旸也显然读到了这一段，毕竟有刘皇帝的朱笔标注，脸色也变得凝重，抬眼观测了下刘皇帝表情，虽然看不出什么，但还是小心地问道：“不知爹对虞公所奏所论，有何指示？”

　　“我能有什么指示？”刘皇帝终于转过身来，看着刘旸，声音似乎有些疲惫道：“朝廷大臣中，论深明大义，深谋远虑，少有人能比得上魏道济。他说的这些，也不是无的放矢，至于指示，我的指示就是，你好好研究一下，倘若当真形成积弊，那需要你将来匡补了。

　　我是不会也不愿推翻自己的政策与理念，但你不一样，等你当家做主之时，你看着办吧！”

　　听刘皇帝这么说，刘旸心情也有些沉重，有些复杂，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刘皇帝则继续感慨道：“显然，魏道济虽居府邸，却时刻关怀着朝廷大事、天下苍生，这份遗奏，却是一份大论。

　　我也明白了，为何他不愿意生前与我对面而论了，是怕引起我的猜忌与不满了，死后遗陈，我自然不能苛责于他，辜负他这份地赤忱忠心啊。

　　可惜，他终究是小看我了？我有顽固昏聩到听不进人言吗……”

第70章 安东大开发1

　　开宝十七年（979年），秋高八月。

　　敖莱城坐落在鸭子河畔，距离大汉安东都督府城绥化近八百里，地处安东都督府在鸭子河流域间的水上交通要冲。

　　原属契丹辽国所置五国部之一的奥里米部，辽国对东北的统治崩溃之后，也举旗自立了一段时间，不过只有不到六年的时间，随着开宝十三年汉军对东北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为马仁瑀所攻取，留兵驻守，奥里米部的窃城自立也就成为历史，在汉军的兵锋下灰飞烟灭。

　　在过去的几年中，安东都督府对治下的地域，进行了初步的汉化，更名就是最为直接的政策之一，在秦王刘煦的主持下，将原本带有本地国、部、族特色城镇名称全部换了个遍，原本的奥里米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如今的敖莱城。

　　自从刘皇帝父子定下了对东北地区开发的百年大计之后，东北便彻底掀开新一页的篇章，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体负责推动的重任，落到了秦王刘煦的身上，也在远赴东北两年后，刘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在推动安东治下开发的过程中，刘煦主要在做两件事，也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吸引人口，二是肃清治安。

　　同样经过刘皇帝多年的培养，再加自己的努力，刘煦显然不是庸人，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向朝廷提交的那份东北治理章要，当然是为了建立功绩，提高声望，积累政治资本，但要达到目的，还得做出实效。

　　而万事开头难，在刘煦眼里，安东都督府治下，最缺两样东西，一是人口，久沐王化、心向汉室的人口，二则是治安的稳定。

　　没有人，治理就无从谈起来，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所谓的发展开发也就只是空谈。因此，在过去近五年的时间内，刘煦最主要的精力也就放在这二事上。

　　作为大汉治下自主性最高的地区，在朝廷充分放权的情况下，刘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动作。从开宝十三年到十五年，刘煦分三批，共派了上百招民吏奔赴大汉各地，延揽百姓，前往安东开拓发展。

　　时至如今，在各地方官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人口多寡仍旧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各地的官员，也往往是扣扣索索了，十分严格关注乃至控制辖下百姓的流动。

　　像当年边归谠、昝居润对荆湖南道进行开发时，也是大范围地从其他道州吸引百姓，但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毕竟那时大汉人口实在不算多，诸道州官员就更加重视加限制了。

　　没有人，官员们管什么，威权又向何人施展，再加上，你湖南要发展，我湖北、淮西就不发展了？

　　不过，面对安东地区此番报不加收敛的大规模揽民动作，诸道州官府都很识趣地没有设阻，不只是要给秦王殿下面子，还有来自朝廷中枢的指示，这是来源于宰相赵普、太子刘旸乃至刘皇帝的意志。

　　移民实边的政策，朝廷实则一直在坚持，只是手段变缓和了，不再急躁了，也不像当年那么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毁家破产着成千上万的恶劣影响。

　　节奏虽然放缓了，但政策并没有更改，只是边地吸引人口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些年大汉诸边人口的增长，大多来源于自然增长，以及对诸胡部的归化。另外，便是日益活跃的民间商贸，带来一定的人气，但这局限于部分地区，且这份人口是流动的。

　　因此，即便有朝廷的支持，各地官府也不受阻，刘煦想要从内地招揽人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样是边地，相比于山阳、漠南，安东是偏得不能再偏了，吸引力更毫无可比性。

　　哪怕是漠南地区，在十年的汉统之下，“塞上江南”的名气也随着南北商贾的口口相传，越发响亮。

　　也有越来也多的人，愿意到漠南闯荡，不只是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更有经济利益在驱动。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宣传，都在暗示一点，只要到了塞上，圈一片草场，牧马放羊，比起种地，就是十倍之利。

　　毕竟，不论是马匹还是羊畜，都是不愁卖的，尤其是羊，羊毛可以用来纳衣织被，羊肉则是大汉百姓餐桌上最主要也最受欢迎的肉食，其市场之大，哪怕是一般的愚民也能感受得到。

　　再加上，漠南的整体局势，要更加稳定些，虽说有漠北契丹的威胁，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其南寇，再加上边境上的陈有边防精兵，强悍的汉军就是最可靠的保障。

　　而安东那是什么地方，还要在辽东之外，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辽东道就已经是苦寒之所了，那安东就更是不毛之地，充斥着野兽蛮夷的原始蛮荒。

　　当然，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说，毕竟哪怕到如今，安东地区的开发，也仅限于沿那几条河流设立的城镇据点及周边。

　　而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听过安东，即便听过的，也容易同安西、安南搞混，以为是挨在一起的一个区域。

　　名气又小，环境又差，这样的情况下，安东都督府的招民工作，显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境。

　　不过，刘煦也是准备充分，早有打算，也抱定了极大决心。因为吏职人员的不足，他把自己的僚属、侍卫、家仆，也都分派出去。朝廷每年下拨的一百万贯，拿出一半，专门用来进行招民与抚民工作，所有在招民吏那里登记的百姓，出发前，就先拿五贯钱的安家费。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一些招摇撞骗，拿了钱反悔的，结果也现实，安东没去成，乡里也待不住，要么被投入刑徒营，要么就流亡他乡，甚至落草为寇。

　　至于政策上则更加开放，刘煦也清楚，按照一般的移民条件，很难打消百姓的疑虑，诱惑力也有限，五贯钱也只是前菜。

　　所有移民安东的人，都督府进行授地，按照一人至少一百亩的基础来算，只要通过都督府下的田籍吏登记确认，那就永久归属名下。

　　如果一个七口之家，举家迁徙安东，那么人还没到安东，就已经可以称之为坐拥千亩的地主了。

　　安东别的东西不多，就是欠开垦的土地多。除了按照一人五贯钱额外发放置屋费之外，都督府还会提供耕牛、粮种、锄具等生产资料，以供租用，第一个十年免税，第二个十年半税，等到二十年之后，都督府才会正常收取朝廷正税。

　　这样的优惠力度，是空前的，也是诱人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动心的人很少，哪怕是不毛之地，哪怕充满凶险，也耐不住利益的诱惑。

　　尤其对于那些没有财产继承权抑或只是少量继承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改变未来的机会，既有眼前的得利，也有长远的将来。按照安东都督府出台的移民政策，那几乎是要“白养”他们二十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