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朱棣的马车来到西市，这所谓西市并非如唐宋一般划分坊市，而是以街道划分。

　　自永乐年间朱高煦推行行政开始，全国各个县城都在朱高煦的指示下开始了扩建或修葺，以便满足未来的宽阔街道和人口。

　　这项工程每年耗费并不多，也不过几十万贯，改造的速度也不快。

　　不过随着二十几年过去，许多县城都得以扩建，而张掖县便是其中之一。

　　张掖县作为府治，主干道分为张掖路和姑墨路两条，主干道为八丈宽，其余的街道则是五丈宽，再次的巷道为两丈宽。

　　西市道路基本都是街道，宽度为五丈，足够五辆马车并排而行。

　　至于行人则是走在人行道上，人行道宽二丈。

　　可以说，朱高煦对各县的规划，完全是为了准备迎接第二次工业革命。

　　马车在宽阔的街道上停下，朱棣并没有亲自去走访，而是让郑和和王彦去探访。

　　不多时，郑和与王彦便将张掖县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和衣食住行等价格给打听了一个清楚。

　　甘肃在洪武年间、永乐年间、洪熙年间先后经历了四次人口大迁徙。

　　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被迁徙到了山东、河南、湖广，而江淮的汉人则是迁徙到了甘肃。

　　现如今，甘肃的汉人占比达到了五成半的程度，治安环境也随之好了许多。

　　加上朱棣和朱高煦坚持贯彻老朱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这导致蒙古、色目人早已被汉化。

　　至少在洪熙九年的张掖城内，朱棣看不到一個包着头巾，戴着毡帽的色目人。

　　将当地民族比例打听清楚后，朱棣也开始将心思放在了郑和、王彦打探的西北百姓生活情况上。

　　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之外，还与一个时代的物价水平紧密相关。

　　决定物价高低的因素很多，例如铁路通车后，这注定了张掖的物价将会一定比例的降低许多。

　　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生活来说，衣、食两者是维持生活的基本保证。

　　从食的方面来说，日常生活所需，可以“开门七件事”加以概括，亦即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衣的方面来说，就包括棉花、蚕丝以及以此为原料的纺织品的价格。

　　首先从柴来说，张掖在永乐年间的柴价是每担一百二十文，煤炭价格是每担一百四十文。

　　到了现如今，随着火车通车，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往西北，张掖的煤价也下降到了每担八十二文，故此城内多以烧煤为主。

　　再从粮食价格来说，火车未通车前，张掖米价每石六百文，麦价每石四百余文。

　　至如今通车后，米价降至四百三十余文，麦价也在四百文左右。

　　相比较江南每石米三百余文来算，这米麦价格依旧昂贵，但比起曾经却可谓便宜许多。

　　类似的还有人不可所缺的油，曾经的张掖每斤油达一百二十文，如今五十文便能买到一斤花生油。

　　其余的盐、茶、糖、酱醋等商品都不约而同的下降了两到三成的价格，可谓十分便宜。

　　至于衣服，张掖此前每斤棉花三文钱，而今只需要一文。

　　一匹白布此前需要四百文，而今仅需二百八十文。

　　一件棉衣此前六十文，如今只需三十文。

　　再说那食物，对于西北的普通百姓而言，牛羊肉并不贵，毕竟他们这里是产地，每斤牛肉不过十五文，羊肉也不过十六文。

　　在这西北之地，真正的奢侈食物是猪肉、鹅肉、和燕窝、鲍鱼等食物。

　　昔年张掖一斤猪肉二十文，如今随着铁路通车而下降到了十八文。

　　一只大鹅高达四百文，如今只需要二百文就足够。

　　再说衣食住行中的住与行，大明的房价向来不贵，贵的主要是木料。

　　随着铁路通车，南洋的木料从天津运往西北，购置半亩地，修建一个小院也不过十几贯钱罢了。

　　至于出行，火车价格十分透明，每站十文，而短程出行所需的驴马价格也十分便宜。

　　在张掖鲜少有骑驴者，多以乘骑西番马为主，每匹值钱二贯，并不昂贵。

　　这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都透露着西北百姓的日子在逐渐变好。这其中，如果说最大的改变，那还是朝廷在西北政策所带来的就业机会。

　　癸卯案后，朝廷重新制定了地方工价，其中修建铁路每日三十文，下井挖矿每日一百文，植树治沙则是每日二十文。

　　这些工作往往都是先到先得，当然也得看看个人手艺。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最便宜的工作工价，也达到了每日二十文，以当下的粮食价格，足够买六斤粮食了。

　　除去这些短工，朝廷也在西北设置了许多长工的工作，城镇清洁每月六百文，修葺官道每月六百文。

　　可以说，朝廷的在西北的工作工价，最低便是每日二十文，一个人但凡能好好工作，全家人也不至于饿死，更别提朝廷还几次在西北均分田地了。

　　一朝一代的生活质量，归根结蒂就是民生问题。

　　民生之好坏，则又关乎民心的向背。

　　民心之向背，则取决于吏治之善恶。

　　可见民生、民心、吏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将成为考察大明百姓生活质量的关键。

　　至少在洪熙年间来说，大明朝治下的百姓生活质量远比洪武、永乐年间要好。

　　蒸汽机不仅带来了生产上的进步，还在交通运输上解决了大明朝整体的资源分配问题。

　　一条两京、一条开汉，这两条铁路保证了江南农民不至于在丰年谷贱伤农，也保证了北方百姓的口粮不至于因为运费而过于昂贵。

　　江南谷贱则购买运送西北贩卖，即便卖不出去，也能储存以待天时，在灾害来临时不至于闹出没有粮食吃的闹剧。

　　坐在马车上，朱棣看着这满大街西北百姓都能穿着绢布成衣，面色红润的来往时，他便知道自家老二在治理大明这方面，强过了自己与自家父亲。

　　“爹，您看看，俺就说应该选俺，朱允炆那小王八蛋哪里比得上俺家老二啊，就是看在老二的面子上，也应该选俺才对！”

　　朱棣不免骄傲起来，虽说父凭子贵有些说不出口，但他又不是没干事，没什么说不出口的。

　　他这不应该叫父凭子贵，应该叫……子承父业！

　　“这西北能繁华如此，也不枉俺费了一番心力啊……”

　　朱棣捋着大胡子，略带感叹的说着。

　　“这不是爷爷的功劳吗？”朱祁钺疑惑开口，但朱棣选择了无视这小子的声音。

　　“王彦，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发往北京给老二看看，让他也高兴高兴。”

　　“对了，这铁路什么时候修抵肃州？”

　　“太上，您还要去肃州啊？”王彦语塞，要知道肃州距离这里还有近四百里呢。

　　朱棣捋着胡子道：“来都来了，干脆去到玉门关。”

　　“可铁路短时间还修不过去，而且陛下也说了，不建议您舟车劳顿的前往没有火车的地方。”

　　王彦作揖开口，郑和也附和道：“太上，不如就先到这里，这几日住在昔年的肃王府并好好走走四周，返回北京过完正旦和元宵过后，再趁着清明去南京为高皇帝祭祀如何？”

　　“几个月过去，等到天气转暖再前往肃州也不迟。”

　　郑和的话倒是比王彦要中听许多，朱棣闻言也只好作罢：“行吧，今日便住在肃王府，那王府有专人在收拾吧？”

　　“回太上，北方废弃的王府都被收为天家私邸，当地衙门专门负责收拾。”郑和回应，朱棣见状也便不再多说，只让人去收拾后入住。

　　一个时辰后，他倒是带着朱祁钺安安心心入住了自家兄弟曾经的府邸，可人在北京的朱高煦却因为朱棣的兄弟而头痛不已。

　　“朕的这些叔叔兄弟和子侄们还真的屡教不改！”

　　冬月中旬，朱高煦看着面前几份奏疏，脸上略有轻嘲的神态。

　　伊王朱颙炔纵容王府宦官侵扰百姓，谷王朱橞夺民田侵公税。

　　这两人，一个是朱高煦的堂弟，一个是他的王叔。

　　前者不过十四岁，兴许有可能是受到宦官蒙蔽，但后者的谷王朱橞就不一定了。

　　“命都察院前往曲靖核实谷王之事，若事情属实，削护卫，降宗俸为五千贯，对谷王杖三十！”

　　“再命都察院前往汉中查伊王之事，若事情属实，杖毙惹事宦官，对伊王杖十五！”

　　尽管面对的是叔叔及堂弟，但朱高煦下手并不轻。

　　这也就是没有闹出人命，如果闹出人命了，朱高煦刚好可以着手削藩。

　　二十几年过去，老朱的二十六个子嗣，仅有十九人将爵位传下，其余要么就是无子国除，要么就是为就藩而薨逝。

　　算上朱高煦的好大哥和三弟，如今有王爵的仅有二十一人，每年领俸禄三十余万贯。

　　除了他们，他们所生的郡王、郡主尚有八十二位，每年领俸禄二十余万贯。

　　可以说，现在朝廷每年俸禄支出就有五十余万贯。

　　按照朱高煦的设计，即便大明的宗室发展到明末那样二百余位在世郡王，宗室俸禄也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万贯。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宗室太多，尤其是随着西南改土归流取得成功，原本用于稳固西南的藩王就成为了不安定份子。

　　这些生活在内地的藩王，找机会削去他们的护卫是最好的手段。

　　此外允许宗室科举也不乏是一条不错的道路，历史上的大明批准宗室科举已经到万历年间了，这安排的未免有些太晚了。

　　不过当下推行宗室科举也有些过早，倒是可以交代交代，让儿孙记住。

　　这般想着，朱高煦看向在一旁理政的朱瞻壑：“洪武年间，天下宗室有多少？”

　　“至多不过百三十余位，而今四百余位，其中七成为县主、镇国将军等不计入宗俸。”

　　朱瞻壑举一反三的进行回答，朱高煦闻言颔首道：

　　“不计入宗俸，这从短期来看如何，从长期来看又如何？”

　　“短期来看开支过高，但从长期来看则十分实惠。”朱瞻壑不假思索回答，同时开口道：

　　“以父亲举例，若每位皇帝生亲王十余名，亲王生郡王百余名，则每朝增宗俸七八十万。”

　　“与之相较，朝廷每岁增收近百万贯，而每朝寡则十余年，多则数十年，不论怎么看，宗俸也不至于成为大头。”

　　朱瞻壑以乐观的心态来推算宗俸，即便按照他的推算方法，大明每代君王生十几个儿女，十几个儿女又生十几个儿女，最后宗俸增加也不过七八十万贯。

　　如此来十代，大明朝的宗俸最多七八百万贯，而大明朝当下每年增加的岁入近百万贯，一二百年后，大明朝的岁入恐怕已经突破三亿贯。

　　当然，他所采取的都是最大数，实际上许多皇帝一辈子也就几个儿女。

　　况且大明的公主俸禄是不能承袭的，所以公主一旦薨逝，那就直接取消俸禄发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