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爱丁顿先生莫非是个完美主义者。”
爱丁顿解释说：“要是一个无量纲的纯数还像圆周率π一样是个超越数，将会变得更加棘手。”
李谕说：“精细结构常数有推导公式，公式含基本电荷量、光速，还有普朗克常数，并非毫无来由。”
“我明白，”爱丁顿说，“可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纯数学方式能够推导出精细结构常数。”
说完，他拿出一张纸，写出了一个等式：16＋（16×16－16）/2=136。
“您看，”爱丁顿面露喜色，“多么简洁完美！”
李谕哭笑不得。
怎么拉马努金这个数字狂人一来剑桥，爱丁顿也被“传染”了，疯狂迷恋上了纯数字。
而且爱丁顿一直坚持自己这套诡异理论。
过了一些年，经过更加精确的计算，人们发现精细结构常数更加接近于1/137，然后爱丁顿又坚信一定就是精确等于1/137，并去找数学等式了。
虽然感觉有点可笑，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物理学家真心拿精细结构常数没办法了，但大家又想探究原子的秘密，导致有些尝试已经近乎“歪门邪道”。
后来人们找到了不少近似等于精细结构常数的等式，而且这些式子都很有拉马努金风格。
李谕说：“如果太巧合，就不再是巧合了。物理学的推导过程可以用数学，但凭借数学去盲试结果，不太合适。”
爱丁顿说：“数学就是物理的理想版本，物理学的终极奥秘和数学的终极奥秘必然存在某些关联。”
这句话乍一听很唬人，不过细想还是有问题。
虽然人类还在努力追求大一统模型，不过数学和物理有本质区别，这可不能搞大一统。
李谕知道一时之间没法有太好的理论反驳他，只能说：“只要是站在科学的角度，任何尝试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第五百七十七章 不说人话
剑桥现在还有不错的学术氛围，但再过几个月，一战爆发，这里就开始大变样，将进驻大量军队以及军方部门。
1914年，法德还在马恩河激战时，爱尔兰的第六师就已集结在剑桥，在公共草地安营扎寨。许多学院成了军官训练团的临时司令部，而三一学院的大图书馆则成了露天医院，军方成立了“东部第一总医院”，教授、大学生和研究助教们当了志愿者。
剑桥平时有3500名学生，到1915年时只留下五六百。
对很多人来说，战争前线反而成了第一流的俱乐部，在那里才能看到以前的朋友。
到了战争接近结束的1918年，一次布道会上，有位剑桥数学教授难过地说：“我在剑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而实际上全是最好的学生，都阵亡了，或者终身残疾。我所做的多年数学教学工作绝大部分白费了。”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得出，以后的几年再想和欧洲学者交流确实不太容易。
英国好歹是本土没有受到过多战争波及的国家，他们都到了如此田地，处于战斗最激烈的西线战场的法国可想而知是什么情况。
在剑桥时，李谕顺便去见了见罗素，两人此前在哥廷根见过一次。
“罗素先生，你的中文学得怎么样了？”李谕戏谑道。
罗素摊摊手：“距离看懂中文版的星战还有一段距离。”
李谕说：“那么罗素先生要加把劲，看懂中文版星战与看懂原版的《论语》仍有一大段距离。”
罗素吸着烟斗问：“还有差距？”
李谕说：“那可大了去！”
罗素感觉头皮发麻：“我记得语言学家说，中文有着可怕的传承，即便现代人也可以轻松看懂两千年的文字；而不是像英语一样，现代人想看懂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都很难。那么既然我能看懂现代的星战，为什么看不懂中国古代的《论语》？”
李谕说：“主要是我用了中文里最简单的一种文体，尽可能接近口语。但两千年的汉语极度精炼，十个字常常可以代替现代汉语几十个字，阅读难度要大很多。”
“那是古人缺少书写工具，这个我还是了解的，”罗素说，“另外，说到语言，我的那位学生几乎要成了我的老师。”
“学生成为您的老师是什么意思？”李谕问。
“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罗素说，“这个学生对于我，就像拉马努金对于哈代。哈代对挖掘到拉马努金这位数学天才庆幸不已，我也为自己找到一个哲学天才无比兴奋。”
李谕问：“莫非是奥地利的留学生维特根斯坦？”
罗素疑惑道：“你知道他？”
李谕点点头：“在维也纳时见过。”
罗素感叹道：“他是个不得了的学生，在哲学上的成就可能会令人难以企及，用你们中文词汇，叫难以看到他的背影。”
“难以望其项背。”李谕说。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关注语言，就是受他影响，”罗素说，“问题是他才研究了两三年哲学而已，已经透出可怕的潜质，实在令人震惊。而且这种潜质还在不断地往外涌现，连我本人的导师都感觉恐怖。”
维特根斯坦曾经作为罗素的学生去见罗素的导师约翰逊，后来他坦率地告诉朋友：“我见他不到一小时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
这话相当之自负。
约翰逊也曾无奈地说：“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
但维特根斯坦确实有这个能耐的说。
李谕问道：“维特根斯坦刚进入剑桥就开始钻研哲学吗？”
“并非如此，他那时已经学了多年航空工程学，”罗素说，“后来他读了我的《数学原理》，才来剑桥投奔我。
“记得他刚到剑桥就问我，‘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这个问题让我莫名其妙，然后他又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我不是，我就去搞哲学。’
“于是我让他写篇文章看看，没过几天他就拿给了我，只读了第一句，我就知道这小子是个哲学天才。”
李谕说：“原来维特根斯坦步入哲学领域，是读了一本您的数学书。”
罗素叹道：“见到维特根斯坦的那一年也是我本人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可能很少或者至少不是把重点放在数学上了。”
这老哥可是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人，现在竟然拍拍屁股要走人！
李谕问道：“您为什么要把数学放下？”
罗素用烟斗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自从花了十年时间完成《数学原理》，我的智力再也没从巨大的损耗中完全恢复，此后我处理困难抽象问题的能力就比以前差了很多。”
李谕心想，看来研究数学真是费脑子，连罗素这种人物都顶不住。
其实希尔伯特也有类似烦恼，有时他要花费数个月乃至半年时间去度假来恢复脑力。
——现在研究物理学莫非也是想恢复恢复脑力？这就有点打击人了……
好在李谕也承认，还是数学更难，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数学更难的东西。
要是再又恋爱脑说爱情是世界上最难的，直接一本泛函分析甩他脸上！
玩笑归玩笑，《数学原理》这本皇皇巨著对罗素的摧残属实不小。
此后多位顶级数学大佬如哥德尔等人开始对构成此书根基的一系列定理进行穷追不舍的批判，导致罗素本人也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失去信心。
罗素在自传中写道，他身边仅有六个人读过此书的后半部分。
罗素的朋友曾转述罗素对其讲述的一个噩梦：罗素梦到，公元21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提着垃圾桶巡视书架，要把没用且过时的书扔掉，他的脚步在三本大书前停留下来，正是幸存的最后一套《数学原理》。管理员从书架上抽出一册，似乎被书中复杂的数学符号所迷惑，思索是否应该把它们扔进桶里。
两人聊天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我的烧杯到了，”罗素道，然后就大声说，“请进！”
进来的正是维特根斯坦，他手里的托盘上放着一壶茶还有两个化学烧杯。
李谕讶道：“喝茶用烧杯有什么说法？”
罗素笑道：“维特根斯坦认为普通的陶杯太丑，就用了烧杯。看着上面的刻度，我突然也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维特根斯坦认出了李谕：“您是李谕先生？”
李谕说：“是的，你的变化好大。”
上次见面时他只有十五岁。
维特根斯坦说：“这些年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您的名字。”
李谕转而问：“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上学时一个叫做希特勒的同学？”
维特根斯坦眉头微皱，“那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吗？我记得，但印象已经不太深刻，因为我们仅仅同校一年，他就被勒令退学。”
小胡子与维特根斯坦同岁，不过当年上学的时候差了两级——维特根斯坦成绩太好跳了一级，希特勒成绩太差留了一级。
后来有心人为了找出两者联系，细心翻阅了小胡子的《我的奋斗》，终于在某个地方找到了只言片语：希特勒提起中学时学校里有一个“我们都不太信任的”犹太学生，“各种经历都使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
不过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个犹太学生就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问：“两位是在探讨数学吗？我看过李谕先生的《分形与混沌》和《博弈论》，其蕴含的数学思想非常欣赏。”
“还是先别提数学了！”罗素道，“刚才我们聊了语言的话题，你不是想写一篇论证语言与哲学的论文嘛。”
维特根斯坦说：“没错，语言是我们认知的边界。”
这是维特根斯坦早年哲学的精要。
哲学这东西很难说明白，但了解一点还是挺有用处的。
几年后，在一战战场上，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哲学巨著，即大名鼎鼎的《逻辑哲学论》，第一句话便是：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无法言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
此书标志了西方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向，即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为西方20世纪哲学与传统哲学的重要区别。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
维特根斯坦这本书大体的意思是：哲学应该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一边是可说的，能显示出来的东西；一边是不能说的，那些不能说的，即便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个边界就是：逻辑。
维特根斯坦跟着罗素学几年确实很有用，在逻辑方面确实学得非常深入。
《逻辑哲学论》是一本有着超强逻辑的著作，维特根斯坦在书里面说：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只是不能创造违反逻辑规律的东西。
具体方式上，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着手，所以他才说“语言是我们认知的边界”。
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来划分“可言说和不可言说”。
他认为世界是一切事实的总和，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事实的图像。
这个结论挺关键，可以看作这本书的总体结论。
理解起来貌似还是有点难，但哲学就是这样，没办法用很简单的方式说出来。
李谕突然想到，好像还真是受限于语言？
于是感悟道：“语言的信息承载能力有限，有些东西用语言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