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国时期就在争论要不要彻底拆掉城墙，但这个工程太大，而且十多年后京城转到了南京，北京拿不出那么多市政费用了。

　　黎元洪看着模型烫样说：“皇城的城墙已经被人扒拉得不像样子，内城几条围着城墙根的轨道应该更好修。”

　　皇城就是一环以内。

　　不过一环这个概念貌似没人说。

　　皇城里面包括故宫、北海等，四个门是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面积大概相当于四个故宫。

　　朱启钤无奈地说：“皇城城墙用的都是高质量城砖，与内外城的墙砖不同。很多人回收购买皇城城墙砖，每天晚上都有偷偷来拆墙的。”

　　再过几年，皇城的城墙就会被彻底扒干净。

　　北洋政府曾差人去回收利用，可这些人也偷偷摸摸去黑市贩卖。

　　李谕说：“我平时在城里开车，实话说城区的道路条件真心不好，大部分路只要一下雨，就像在越野。”

　　朱启钤说：“道路整修在计划之内。过上一两年，要是欧洲战事还不消停，我们只能通过盐业银行发行债券改善道路条件。”

　　李谕说：“买公债的人不会少。”

　　黎元洪似乎在积累从政经验，问道：“发行公债就不用找洋人借钱？”

　　李谕说：“没错，这就是金融的力量。”

　　黎元洪啧啧称奇：“那可比求洋人好多了。”

　　李谕说：“但公债依靠的是政府公信力，以现在的情况，除非有非常明确事由，比如市政建设，想要单纯地大规模筹款只能是奢望。”

　　朱启钤说：“可以不通过苛捐杂税弄钱搞市政建设就不错。”

　　对朱启钤来说，市政府的工作首先集中在道路修建和保养方面。

　　要是道路条件太差，有轨电车都铺不上。

　　可以说，铁路打碎了城墙，电车和商业则又对城墙内皇家封闭恒久的宁静动了手。

　　几百年的沧桑留给晚清北京城的是无法继续正常使用的街道。

　　简直糟透了！李谕深有感触，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没有硬化处理，基本上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而且街道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负担较轻，已经远高于两侧负担较重的车道。

　　戊戌变法时期很多人就想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对香港等殖民地城市整齐的街道有深刻印象，曾经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改变道路条件。但直到民国初年，这项工程才开始缓慢地动工。

　　民国刚成立时，北京还没有沥青和混凝土公路，碎石路也只有50多公里。也是在朱启钤任职期间，才引进了蒸汽压路机，有了修建现代马路的技术。

　　北京城第一条沥青马路修在了东交民巷，由使馆区事务公署负责。

　　比较扯的是，如果中国人不坐马车或者汽车，是不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后来北洋政府与使馆区签了一个协议，每年交5000元使馆区养路费，然后允许中国人通过使馆区的街道。

　　——按照北京政府的养路预算标准，规定每平方米街道每年拨给养路费1元钱。

　　这项协议后来被废除过，但1917年使馆区又因为穿过使馆区的车辆增多为由，再次要求这笔款项。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协商之后，决定每年从车捐税中拨出2000元给使馆区用于道路维护。

　　修路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关键就是钱。

　　要是没钱，交通枢纽都会一拖再拖，典型的就是新华街，拖了十年才全面动工。

　　当然里面也有商户反对的缘故，因为新华街要在城墙上开个新门，即和平门。

　　这个门可以方便袁世凯从总统官邸出行，也可以让香厂一带模范市区的交通更加便利，从而进一步发展城市贸易，所以计划一开始就得到了袁世凯批准。

　　但正阳门地区的绅商们担心新城门一旦打开，行人就无须再经行他们控制的地盘，他们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商人们很聪明，没有直接说明这个理由，而是以破坏风水为由警告袁世凯，新城门的开设会对国家和他的总统地位不利。

　　然后，额，然后袁被说服了，工程随之搁浅，留下大段内外城之间的新华街没有完工。直到段祺瑞上台，才下令完成了这项工程，并命名新开的城门为和平门。

　　对了，关于这个城门，周作人还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体会一下：

　　“两三年来大家所等待的和平门终于完工了……我却只走过两次，一次是进，一次是出。”

　　——有没有一点迅哥鲁迅那句出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味道？

　　黎元洪说：“将来我出钱，把东厂胡同的道路修成沥青路，然后我也买上一辆汽车。”

　　李谕笑道：“副总统会开车吗？”

　　黎元洪说：“不会，有骑马难？”

　　李谕说：“肯定开车简单一些。”

　　黎元洪说：“那我将来有必要学一学。”

　　李谕说：“只要有四驱系统，没必要等铺上沥青才开车。”

　　黎元洪反正很闲：“好，我现在就买一辆，感受感受最先进的工业品。”

　　朱启钤说：“最先进说不上，下次让院士先生开飞机带你在天上兜一圈，才叫先进。”

　　黎元洪连忙摆手：“我可不敢去天上。”

　　李谕乐道：“副总统恐高？”

　　黎元洪说：“不是恐高，而是我的耳朵受不了。以前去了一次云贵地区，在过高的山上耳朵就难受不已。”

　　朱启钤又说：“对了，我还没考虑过，要是飞机成了交通工具，整个格局恐怕又要大大改变。”

　　黎元洪说：“还是先研究好电车问题吧，飞机太贵。”

　　北京城在失去首都地位之前，还有十来年发展城市建设的时间。

　　一旦1928年南京成了新首都，北京城的地位立马落了一大截，许多人涌入南京、上海，北京的财政收入大大缩水，无法大力发展市政。

　　不过民国时期北京的飞机航线真心不少，很方便。

第六百章 二公子

　　战争期间发科学论文比较干燥，很难有响应，毕竟就连科学家都有大部分跑到了军队中去帮忙。

　　关键是与欧洲的通信非常麻烦，尤其是德国，往里面寄一封信需要辗转非常久，可能还会被审查。

　　李谕只能暂时搞点工程学上的专利。

　　这段时间他弄出来了汽车雨刮器。还是按照往常思路，他只是比历史上稍微早了一点，提出机械式雨刮器。就算没有李谕，差不多不到一年后也会出现。但就算同时做出来，李谕的专利也要更合理一些，领先那么久的理念不是闹着玩的。

　　汽车已经发明好多年，但截至1915年一直没有雨刮器。

　　以前尚且没有全覆盖车身，雨天行车比较痛苦，雨刮器最少要在全覆盖车厢诞生之后才有意义。

　　机械式雨刮器与后世的雨刮器在技术先进性上不能相提并论，它只能以一个固定频率摆动，而且没有停顿，对视线还是有影响的（现代的雨刮器都有个停顿，以适应人眼）。

　　不过总归能让汽车在雨天中行驶更安全，绝对是个可以大卖的专利。

　　设计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四连杆加一个小型直流电机，电机的驱动轴带动涡轮组件转动，继而再带动四连杆。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对于早期的汽车来说，朴实无华点也挺好。这时候汽车零部件的质量远没有后世那么好，修车是家常便饭，如果结构简单，不仅不容易坏，修起来也容易。

　　如今欧洲各大汽车工厂生产减缓，还有一些工厂改行生产武器，从美国进口的汽车数量激增。

　　英国的鬼天气大家有所耳闻，动不动下雨，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雨刮器这种实用专利。

　　图纸寄到美国后，专利轻松获得通过。

　　福特等汽车厂商立马对流水线上的汽车进行加装。

　　对李谕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福特作为商人相当聪明，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了李谕的新专利，然后便有大量已经生产售出的汽车开回来加装雨刮器。

　　后行加装收费肯定变高，福特没少赚。

　　再过不到十年，福特就会变成一个大财阀。

　　国内现在则不是很太平，经过二十多轮谈判，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48小时内对二十一条作出答复，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随后摆出大战姿态，陆军纷纷出动至奉天、山东，军舰驶进多处港口。

　　迫于无奈，中方最终与日本签订了条款。

　　但经过外交努力，最终签订的其实是其中的十二条：直接牵扯主权问题第五号的七条未签，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签订时或言“留待日后磋商”，或加入限制条件，将中国的损失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不过在此之外，日本又加了点对其有利的附加条款。

　　简而言之，属于无可争议的不平等条约。

　　由于第五号大部分被废掉，又是在民国四年签订，所以一般称为民四条约。

　　张謇住所，李谕受邀而来。虽说张謇已经请辞了农商部长，但还担任着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职务，时不时要回趟北京。

　　进门时，李谕看到了徐树铮。

　　受段祺瑞的提拔，徐树铮已经做到陆军次长的位置，是段祺瑞的绝对心腹。

　　徐树铮拱手道：“院士先生。”

　　李谕回道：“徐次长。”

　　张謇说：“他已经不是次长了。”

　　李谕问道：“大总统下的命令？”

　　徐树铮说：“是的。”

　　李谕说：“对你动手，不就是对段总长动手？”

　　徐树铮摸了摸自己的光头：“院士先生说对了，这事就像光头上的虱子，一眼就能被看出来。”

　　段祺瑞不同意二十一条，更不同意帝制。

　　袁世凯想敲打一下他，顺便架空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位，最好的切入点正是徐树铮。

　　段祺瑞平时不怎么在陆军部上班办公，大部分事务交给了徐树铮操办。也就是说想要架空段祺瑞，必须撤掉徐树铮。

　　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早就与徐树铮有仇。此前袁克定想往陆军部安插一个自己人，本以为只是简单的事情，没想到徐树铮根本不给他面子，直接驳回。

　　袁克定觉得徐树铮摆明了目中无人，于是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借此机会，总统府免了徐树铮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