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知道李谕和美国那边关系好，关键是和大企业有直接往来。就算美国的财政部不借款，大企业家愿意出钱也好使，——这时的财阀说话很有分量。
李谕家中，梁启超还来专门讨了几盒阿司匹林，他拿着这些小药瓶说：“最近睡眠越来越不好，精力也开始下降，真是奇了怪。”
“就是搞仕途导致的。”李谕说。
梁启超深有体会，苦涩道：“我一直以为搞财政没什么难的，真干起来才知道个中滋味。”
李谕问：“现在的教育总长还是范源濂？”
“是他。”梁启超说。
李谕拿出一封信：“麻烦任公代为转交。”
“有什么事情？”
李谕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上海法租界遂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了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我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完全可以将学校改成华人董事会办学，迁到吴淞镇。”
梁启超说：“我知道了，作为财政总长，新学校的款项一定会帮着批复。”
李谕拱手道：“有劳任公。”
这一届内阁不少人都是研究系出身，办事还算靠谱，可惜持续时间特别短，只有几个月。
梁启超走后，李谕便回到自己家中的实验室，鼓捣新的专利。
最近李谕的视力出现了一点下降，原因很可能是白炽灯微弱又刺眼的亮光。
他准备花点时间把荧光灯搞出来，这东西的优点相比白炽灯不要太多。
荧光灯从原理上就领先白炽灯一个档次。
白炽灯是通过把灯丝加热到两千度左右的高温来发光。
荧光灯则靠低气压的汞蒸气在通电后释放紫外线，具体点说就是汞原子的电子被激发后，由激发态返回基态时会放出紫外线。人眼当然看不见紫外线，但是灯管上涂了荧光粉，紫外线照射到灯管壁上的荧光粉，就发出了可见光。
荧光灯能耗很低，只有白炽灯的五分之一，——白炽灯90％的能量都浪费在热量上了。
同时，荧光灯的寿命也很长，毕竟白炽灯灯丝要加热到两千多度，啥材料也经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热辣滚烫。
李谕准备先把专利申请下来，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还需要通用之类的公司生产，比如启辉器之类，届时可以在国内开个分厂，反正这东西技术难度没那么大。
荧光灯只要造出来，绝对大赚特赚。
二十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张，很多人为了省电都不舍得开灯，要是能省那么多电费，灯管还不容易坏，消费者百分百买单。
尤其是国内，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太不够看。
对了，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但他的方向错了，一直用X射线，而非紫外线，所以没成功。
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
……
几天后，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
“院士先生，冒昧叨扰！”胡适说，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陶行知。”
李谕欣喜道：“你们好！快请进。”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
日记上写的是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李谕认识这行字，翻译成中文是“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胡适后来改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但李谕不知出处。
陶行知却知道：“荷马史诗？”
“对，出自《伊利亚特》第 十八 章，它诠释了我的使命，”胡适说，“我在上海时，没有看到任何新气象，专门去了一场上海大舞台，也仍旧是老演员。这个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陶行知说：“祝适之兄在北大做个新面孔，一扫文坛浊气。”
胡适底气十足地说：“我一定要让那些‘桐城妖孽，文选谬种’认识到文学革命之力量。”
“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是白话文运动中贬抑文言文的说法，由钱玄同首次使用。
白话文运动中，钱玄同一直很激进。其实他古文写得非常好，不输桐城派，却坚定支持了白话文。
陈仲甫、胡适、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将矛头直接对准旧文学，把桐城派的归有光等人称作“十八妖魔”，强力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
“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两句口号由于指明了文学革命的对象，深受欢迎，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李谕笑道：“文坛真是如同斗兽场，太精彩了！我这边就没如此激烈的画面，最多孔教支持者发几句不着边际的批评科学的话，我已懒得回复。”
陶行知叹道：“这帮孔教分子，完全是在败坏孔老夫子的名声。”
“一并击破就是！”胡适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不明是非之徒，和他们斗争，必须坚决。”
胡适决心真的不小，专门写过一首《沁园春·誓诗》：“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胡适想拉上陶行知一起：“行知，你也来北大吧。在哥大时，杜威教授对你的评价甚至超过我。”
“不能所有人都扎堆吧？我还是返回南方，”陶行知婉拒道，“这次来京城，我还有一件事，要和蔡校长聊一聊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具体细节。”
陶行知和蔡元培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相当有先见之明。除了李谕这种穿越者，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
他们既不像一些人那样闭门造车、排斥外来文化；也没有丧失自我、只唯西方文明马首是瞻。
李谕留两人吃了顿饭，他们便一起前往了北大。
……
最近的《新青年》杂志越发鲜明地主张“科学与民主”两杆大旗，不时提到李谕大名。
看了最近几期后，李谕总感觉差点意思，终于忍不住来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旁的补树书屋。
这里是周氏兄弟的住处。
院内原有一棵大楝树，被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种书屋”。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周老弟，”李谕进门道，“我给你带了两条好烟。”
鲁迅讶道：“李谕先生，您怎么来了？”
“我来不行吗？”李谕说，然后向屋里看了看，“你弟弟不在？”
鲁迅说：“他被北大招为了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的教授，今天正好有课。”
周作人每周去北大上三学时课，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李谕把《新青年》放在桌上：“你应该看过了，他们虽然倡导白话文，但还没有几篇像样的白话文学能拿出来。”
“确实，”鲁迅说，“大部分还不如院士先生的星战和异形。”
“那不是严肃文学，纯粹是娱乐性小说，”李谕说，接着问道，“你还在抄古经？”
鲁迅点点头：“是的。”
李谕问：“抄那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你抄它还有啥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鲁迅的回答非常鲁迅。
李谕立即说：“所以说嘛，你自己可以写点文章。”
鲁迅点燃了一支李谕拿来的中华牌香烟，深深品了一口，张口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若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这样对得起他们吗？”
李谕说：“可以想得积极一点，既然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一定没有毁坏铁屋的希望。现在缺少的，是呐喊之音。”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当差了五六年，多少有点混日子的嫌疑。他再次用力抽了口烟，“好吧，我试着呐喊两声，就是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如何，千万不要投稿无门。”
他不是第一次提笔作文，但写白话文确实头一遭，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李谕又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上等的派克钢笔和墨水，送给鲁……树人兄弟用。”
鲁迅看了眼手里的烟卷：“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好用。”
第六百二十三章 文白之争
鲁迅说写就写，成稿速度很快。
至于笔名吗，他联想到在东京期间用过的“迅行”别号，便使用了其中的“迅”字，表明自己的想法开始于青年时代，有一些反抗时代的味道；然后冠以母亲的姓，这样一来就成了“鲁迅”二字。
鲁迅也属于横空出世，谁都想不到一个北洋政府的官员能写出这么有批判性的内容。
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狂人日记》，一炮打响，其中的警句李谕倒背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