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世卫组织已经不允许以地名称呼任何流行病病毒。）
第一波流感影响范围很大，基本波及了全世界，中国同样出现了很多流感患者。
但此时的病毒没有那么大的致死率，所以各国仅仅当作一场普通流感事件看待。
李谕感觉有必要再生产一波口罩发放。
司徒雷登也没当回事，他说回正题：“李谕先生在教育方面有十足的经验，我特来请教。”
“请教谈不上，先生有话直说即可。”李谕道。
“根据美国长老会的要求，需要在中国再成立一所大学，就像清华学堂以及刚刚动工的协和医学院一样。”司徒雷登说。
“好事，我支持教育投入。”李谕说。
司徒雷登说：“我在美国筹得了一笔款项，来自已故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先生，他委托律师将一部分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且声明其中一部分必须用于中国。因为他本人也是李谕先生不锈钢专利的受益者以及星战的忠实粉丝。”
“感谢霍尔先生。”李谕说，星战竟还有这种效果。
司徒雷登说：“等北京的汇文大学堂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商量好合并的事情，新大学就可成立。”
这所新学校自然就是民国时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
待合并的两所学校中的汇文大学堂，英文名叫做Peking University，与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同名。
现在两所学校的管理人员还在为合并的事情争论，其中一项就是新学校叫什么。
李谕说：“我知道后续的资金支持要靠教会，但还是希望新学校少点教会学校的传统。汇文大学堂每周要做两次礼拜，还要学一次圣经，显然不太符合普通大学以及中国人的习惯。”
司徒雷登不反对这个提议：“贵国教育部一直有规定，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我会在新学校中遵守，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说服董事会。”
李谕说：“司徒先生十分明智，虽然美国支持在中国办教育，但必须按照中国人的意愿，不然一定办不下去。”
“是的，”司徒雷登很了解东亚局势，“美国人在办教育方面很容易受到中国近邻日本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应该是与美国相一致的，而日本则是威胁和平的因素。”
“希望先生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李谕悠悠道。
司徒雷登说：“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看法，在与美国国内的教会以及朋友的信中我多次提到，美国应该对日本保持强硬的政策，而不是现在这种放任态度。在人类未来的和平当中，什么也没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重要。只有美国有能力限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国动作得太晚，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机会。”
李谕心想，难怪他后来能当上驻华公使。
司徒雷登继续说：“可惜美国国会还没有人引起重视。”
“你们或许可以找个社会学家研究研究日本人，然后形成权威点的着作。”李谕突然说。
“研究日本人的社会学家？”司徒雷登以前没想到这一点，“是个不错的建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李谕说：“司徒先生的成语用得不错嘛。”
司徒雷登说：“我喜欢成语，将来有时间说不定会专门写本介绍中国成语的书籍给美国人看。”
“估计有人已经迫不及待。”李谕说。
司徒雷登说：“这个难度并不大，你说的研究日本人的书籍才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李谕说：“美国的大学不是有一些开设了东亚文化系吗，肯定有这方面的教授学者。”
司徒雷登讶道：“李谕先生很关注这件事？”
李谕笑道：“这是帮你们想想法子，中日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有美国学者愿意研究日本，我甚至愿意提供资助。”
“我记下先生的话，将来回到美国，会留心。”司徒雷登说。
李谕的身份办这事太敏感，司徒雷登就没啥问题。
此时的人还是太少关注日本人的“劣根性”——那是真正的劣根性，烂到骨子里。
李谕随口问道：“司徒先生选好新大学的地方没？”
司徒雷登说：“我早就看中清华园旁边的一所皇家园林，诚不相瞒，如果我要建新大学，校园绝不会比庚子退款的清华园差。”
“你们还真是对皇家园林情有独钟。”李谕说。
司徒雷登提到的自然就是燕园，也就是后世北大的主体，不过民国时期这里是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和清华都是民国时期不差钱的学校。
建成后的燕京大学相当奢华，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
反观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正常的厕所也没有，更惨的是，冬天没有热水供应。
对此，有记者提出过非常尖锐的问题：“您将燕京大学建造得这样富丽堂皇，使学生过着极度的安逸生活，未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吧。一旦出校到实际生活中，怎能适应得下去？”
司徒雷登的回答是：“我就是叫他们适应不下去，他们才知道改革。”
虽然仔细想想，这句话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和片面化，但他确实想办好这所大学。
司徒雷登又说：“可惜其他国的庚子退款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如今俄罗斯帝国动荡，连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可以放弃，区区庚子赔款，新政权必然不会放在眼里。”
李谕说：“俄国的情况，还要过几年才见分晓。”
俄国激烈的红白吃鸡大赛刚刚开始，耳熟能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源自苏俄内战时期。
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局面挺吃紧，列强肯定不会允许一个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诞生，纷纷派出干涉军；俄国境内的大批高素质军官也站在敌对面，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领土。
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可是工人阶级，他们占据了工业城市，战争潜力远超对方。
战后苏联也确实放弃了庚子赔款。
司徒雷登邀请说：“等美国方面定好新大学的事宜，我就会北上，届时希望院士先生前去捧场。”
“没问题，毕竟将来就是邻居，”李谕轻松道，“对了，现在各校都在搞新文化运动，司徒先生最好多听听学生的声音。”
“肯定会，”司徒雷登说，“我不仅反对推行教会教育，也不会支持康有为先生所谓的孔教，因为这并非挽救中国时局的灵丹妙药；复古运动更没有出路。在我看来，当权者想利用宗教的形式，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宣传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克服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失控是不明智的；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的法令、仪式，还是教诲都不能赋予这种古代哲学以足够的力量解决中国的国家问题。”
李谕笑道：“我们确实能做个好邻居。”
第六百三十二章 韭菜
李谕到上海第二天，张静江与蒋校长突然找上了门。
寒暄过后，李谕很纳闷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蒋将军不是在前线作战吗？”
蒋校长略显失意地说：“孙先生都走了，我在广东还有什么意思？革命，嘿，就是笑话！不如随着静江兄来上海做做股票生意，挣点碎银子。”
老蒋同志在粤军中的表现其实挺亮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曾称赞他：“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不过蒋校长还是决定辞职来上海，一方面是受到了粤军将领的排挤；另一方面则是老蒋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陈炯明打出的口号是“广东人的广东”，让老蒋总觉得这个人会叛变革命。
——老蒋真猜对了，几年后，陈炯明确实叛变了。
老蒋还给孙先生提议，先稳定两广，继而北伐，可惜孙先生自己都被挤走了。
无处施展抱负，老蒋只能也来到上海。
运输大队长后期的战争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各种微操匪夷所思又莫名其妙；但他这时面对一众旧军阀还是高明了太多，基本没有哪个军阀能被他看在眼里，此后的北伐更是摧枯拉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张静江说：“我在上海加入了一家证券交易所，中正随着我一起做点交易的工作。院士先生是罕有的金融奇才，能在美国股市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所以来请您指导指导。”
金融奇才这名头太抬举李谕了，完全是穿越者开挂的眼光罢了。
李谕说：“我不搞投机操作，而是以实体企业在美股上市。”
“我们明白，”老蒋说，“但现在投机就可以赚大钱，不赚白不赚！以前美国人的股市不也这样？”
张静江拉了把老蒋，然后对李谕说：“股票交易所是孙先生委托我们成立的，为了筹集革命资金，并不只是为了投机。”
李谕问：“股票交易所的大股东是谁？”
“日本人，”张静江说，“但理事长是虞洽卿先生，应当很有保障。”
“果然，”李谕说，然后又问，“你们准备怎么操作？”
老蒋说：“静江兄在交易所里尝试得到一些秘密线报；我与陈果夫则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买即将上涨的股票。”
李谕有些哭笑不得，老蒋同志想得有点过于简单了，这不纯纯的股市韭菜嘛……
“你们见过美国或者英国的股市交易吗？”李谕问。
张静江说：“我知道巴黎的，他们……”
蒋校长打断张静江：“都说了，咱们和他们不一样，那个时代还早了去！现在就是要靠投机赚钱！”
李谕耸耸肩：“坦诚讲，我虽然涉足金融，但仅仅是与几家银行有往来，并不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的交易。而且按照股票的规则，这是明显的违规行为。”
张静江说：“原来是这样，先生莫怪，现在我们的交易所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规章或法律。”
李谕叮嘱说：“正因如此，股市更加有风险，入行需谨慎！金融是所有交易中坑最多的，吃人不吐骨头那种。”
蒋校长并不在乎：“能拿到银子就行，小小股市有什么难的？何况只是个初期股市，我们更有内部人士。”
他铁了心要入市。
至于老蒋的投资水平，真的不敢恭维，他先后三次入市，每次都输得底朝天，倒贴进去大把钱。
第三次更是亏了恐怖的近百万元，债主天天追着他屁股跑，要不是托关系拜入黄金荣名下，老蒋可就惨了。
李谕说：“有内部人士也不见得能赚钱，因为每个人的情报有限，而市场一直变幻莫测，连最强大的数学工具都无法预测。市场有张无形大手，控制着一切，单纯的投机就像赌博。”
“无形的大手？”老蒋问，“这是什么？”
李谕说：“源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具体我很难解释，你可以买本读一下，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有中文版？”老蒋问。
李谕说：“好像严复先生翻译了一部分，叫做《原富》。”
“有时间我会读一下，多谢提醒。”老蒋说。
估计老蒋只是说说，不可能去读。
张静江最后问道：“院士先生真的一点都不准备进行股票交易？”
李谕说：“我对大A有心理上的恐惧，绝不做股票交易。”
“大A是什么？”张静江问。
李谕随便搪塞道：“对证券交易所的简称。”
见李谕不肯踏足股票交易，张静江和老蒋只能告辞而去。但他们的心情不至于很差，因为李谕不仅是科学方面的领军人，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咋舌，不愿意搞暗箱交易，对其他人来说反而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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