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它嘛的组织！”学生非常不服气，“我们老老实实念书有用？”

　　里面还有昨天“没喝上汤”的清华学生。

　　章宗祥脸上没了血色，对吴炳湘说：“走走走，我们快点走！”

　　次日，李谕等人再次来到北大，学生们气头还没消，仍然在组织活动，而且这次他们召集了京城各大学校的代表，一起开会。

　　傅斯年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进行有组织的游行。”

　　“当然是利益，”罗家伦走了过来，然后说，“京师警察厅的吴炳湘来了。”

　　按道理，这个学生打不过傅斯年，但傅斯年知道此时不能动手，再看那名学生涨红的脸，蹲下身慢慢拾起眼镜架：“好，这个临时主席我不当了！”

　　傅斯年提高嗓门：“既然让我做临时主席，就要听我的。”

　　“对，就该打死卖国贼！”

　　李谕说：“不过运动肯定还会继续下去，毕竟学生还有被捕的，和会也没有结果。”

　　傅斯年来到人群外围，看到了李谕与胡适、杜威。

　　学生说：“那你这个主席不要当了！呸！”

　　章宗祥无力地说：“我被打得莫名其妙，能录什么口供？”

　　罗家伦昨天激情澎湃地为报纸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

　　傅斯年问：“他们该不会真的要签字吧？”

　　一名学生大声说：“我们哪里出格了？出格的是那些混蛋当官的！”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回道：“你啐谁哪？”

　　“教授，当个组织者真是太难了。”傅斯年有些无奈地说。

　　傅斯年准备把被捕学生的问题解决再退出，于是一起来到校长室。

　　蔡元培对各校学生代表说：“吴厅长说了，只要你们停止游行，停止罢课，学生就安全放回。”

　　闻一多说：“我们才刚决议罢课，明天就要复课？这实在办不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吴炳湘说：“章公使被你们打得两天没有大小便，差不多就行了。”

　　罗家伦问：“难道打到那个部位了？”

　　吴炳湘说：“具体我不知道。”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

　　——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

第六百五十章 收复

　　五四的这一个多月，国内的抗争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

　　顾维钧不签字的决定非常灵性。

　　日本代表团的牧野伸显当时就担忧地表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我观察并非如此，我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数年之久，一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这个小鬼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过多叙述，单单一个近代转入现代的就足够彰显地位。

　　当然这是站在了上帝视角，要是从当下着眼，最现实的表现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后续的直皖战争，亲日的段祺瑞一派渐渐没落。

　　段祺瑞估计对此相当无语，自己在成为“共和英雄”后，又对德宣战，并成为胜利国。去年一战刚结束，没开和会时，段祺瑞志还得意满地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军队，接受群众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万岁”的口号。

　　但他刚坐上云霄，还没缓过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段现在心里真是明明白白。

　　两人做的当然还是春秋大梦。

　　曹汝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81年伊犁条约，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现在的小事何足挂齿！”

　　段祺瑞说：“这场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简直就像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那些学生还说什么中国要亡？开玩笑！现在咱们可是战胜国，再怎么都比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要好！简直不辨是非！”

　　苏俄只是画了一张不切实际的大饼而已。

　　段祺瑞说：“宣言上就是这么写的。”

　　曹汝霖也听得心旌神摇：“希望他们不要食言，那样我们就能翻身了！”

　　段祺瑞说：“好在北边的苏俄发了声明，要废除以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曹汝霖已经认命了：“现在各界已经对我们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会不可控，总理以后多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