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说：“清闲清闲挺好，以后我们这群老骨头都要退出政坛了。”

　　伴随着直皖战争结束，标志着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第二代军阀开始登堂入室，控制政局。相比第一代军阀，第二代军阀做事明显要糙一些，非常尚武。

　　段祺瑞又说：“院士先生似乎没有与北大教授们联名发那封《争自由宣言》？”

　　李谕说：“我不知道这事。”

　　几天前，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八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可以算作民国知识分子对政局的不满和建议：“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

　　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除此以外，《宣言》中还要求北洋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等等。

　　总体看下来，他们的要求仍然是比较正常的，态度也算平和。

　　段祺瑞说：“现在北京的执政府里，曹锟和张作霖都对这个宣言有些许不满，尤其是为首的蔡元培。”

　　听出段祺瑞有点提醒的意思，李谕说：“回头我就告诉蔡校长，他正好想出国考察。”

　　“出国好啊，”段祺瑞说，“可惜我只能做半个闲云野鹤。”

　　李谕随口说：“段居士正好趁此机会继续增进围棋棋力。”

　　段祺瑞深以为意：“我每天都在钻研棋谱，如今中国围棋落后日本人太多。咱们的国手面对日本一流棋手，就算对方让两子，也不能取胜。”

　　李谕讶道：“差距这么大？”

　　“是啊，但我可不服气！”段祺瑞叹道，“我准备在公馆里与一群国手研究研究如何打破日本人一统棋坛的局面，就算赢不了日本的本因坊，至少不能让随便一个日本棋手就横行中国棋坛。”

　　李谕说：“祝段公早日找到一个围棋天才。”

　　段祺瑞是个真棋迷。

　　此时的中国，没有棋院、没有赛事，围棋的大本营就是在段祺瑞家。

　　多年来，段祺瑞一直供养着几名顶尖高手，每个月花在围棋上的钱有上千大洋。

　　但直到吴清源出道前，中国的围棋水平一直在日本之下。

　　吴清源堪称围棋界的传奇。

　　五年后，十一岁的吴清源开始进入段祺瑞家下棋，两年内就战胜了所有中国高手。

　　吴清源随后去了日本，与日本棋界一流高手进行了长达17年的十番棋较量。按照规定，十番棋连续四盘失败即降一格。

　　吴清源先后战胜秀哉以后的历届“本因坊”——不仅仅是击败，而是直接将对手的交手棋份降低了一至两格。

　　最精彩的对局就是吴清源和九段高手本因坊秀哉的，这场对局整整下了三个月，期间吴清源多次把本因坊秀哉逼到绝路。本因坊秀哉不得不封棋商量对策。虽然最后是本因坊秀哉赢了，但面子却丢光了。此后棋坛便规定一场棋不得超过一天。

　　日本棋坛流传起吴清源的传说：昭和棋圣吴清源，让天下一先。

　　看过《棋魂》的可能记得，以前下棋没有“贴目”一说，执黑先下的有巨大优势，顶级高手过招，几乎执黑必赢，所以很难连败。

　　但吴清源执白依然战胜对手打至降格，说明他有超越时代的棋力。

　　民国时期，敢说“胜天半子”的，就只有吴清源。

　　所以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巨大潜力，就是民国时期内外局势都太难了。

第六百六十六章 一蟹不如一蟹

　　回到京城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为李谕以及刚从法国回来的李石曾接风洗尘。

　　李谕提起段祺瑞几天前给自己说的关于《争自由宣言》一事，提醒说：“北洋高层或许会对蔡校长不利。”

　　胡适说：“曹锟只是个面子货，啥事都听手下大将吴佩孚的；就是张作霖确实不好琢磨，据说他出身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

　　蔡元培还是不以为意：“张作霖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总统讨要几百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

　　李石曾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但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的内容表面，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蔡元培疑惑道：“上海的报纸都报道了？我在京城竟然没看到。”

　　李石曾拿出一份《时事新报》：“你们看。”

　　报纸上有一篇名为《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文章：

　　曹锟、张作霖来京之日，于饭店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

　　曹锟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

　　曹锟即环顾王怀庆（京畿卫戍总司令）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胡适看完后气道：“我们刚在宣言上说要言论自由，他们就打压堂堂北大校长？”

　　蔡元培面色也有些不快：“都说曹锟敬重文化人，不应如此。”

　　胡适越想越气：“他们只想让我们做老老实实的文化人，但凡沾一点政治，就触了他们的逆鳞。哼！十年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我看这个民国是真正的一蟹不如一蟹！”

　　他确实挺生气，新成立的直系、奉系共管政府突然加强了对京城思想和文化的控制，胡适主编的新报纸《每周评论》屡遭查封。

　　在民国的国庆时，他还写了一首有点意思的现代诗表达气愤的心情：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李石曾老成持重，对蔡元培说：“校长，避避风头没什么大不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没必要和军阀斗气。”

　　李谕也说：“您不是刚成立了中法大学吗，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去趟法国考察教育界，顺便在法国成立一个中法大学海外部。”

　　李石曾说：“是个好主意，正好疏才兄弟与欧洲学界关系匪浅，这件事完全可以操作。”

　　蔡元培无奈道：“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办。”

　　喝了几杯酒后，李谕又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北大教授傅岳棻说：“傅教授，您是不是担任着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

　　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

　　“是的。”傅岳棻说。

　　“我正好有一批书想捐给图书馆。”李谕说。

　　傅岳棻眼睛一亮，放下筷子说：“多少册？”

　　“两万册，”李谕说，“而且都是精品书，当年北洋政府高级顾问英国人莫理循留下的。我买了下来，本来想运到上海大同大学，但看了看多有重复，不如捐给国立京师图书馆。”

　　“真是太好了！”傅岳棻高兴道，两万册不是小数目。

　　李谕继续说：“另外，还有一些我购买的各种科学类书籍，要是把杂志也算上，差不多三万多册，家里放不下，也捐给你们吧。”

　　这时候的书本价格贵得很，对他们来说是大手笔，傅岳棻难掩激动：“院士先生高义！我在国立京师图书馆中专门设立一间大房子，冠上院士先生的名字！”

　　李谕笑道：“那你最好准备得大一点，我怕塞不下。”

　　傅岳棻说：“没问题！落成之日，我专门请院士先生前去过目！”

　　“荣幸之至。”李谕说。

　　穿越前，李谕去过好多次国图，但都是新修的总馆，此时的国图只有古籍馆，建筑也挺气派。

　　——

　　最近李谕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又例行开了讲座，多年下来，几乎所有在校理科生都听过李谕的讲座。

　　今天来到北大，正好在校园中碰到鲁迅。

　　“李谕院士，你没去看蔡胡吵架？”鲁迅问。

　　“吵架？吵什么？前几天不是还一起吃饭哪？”李谕疑惑道。

　　鲁迅笑道：“最近胡适之博士写了一本《红楼梦考证》，开篇就说“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矛头直指蔡校长。”

　　对《红楼梦》的研究向来已久，清朝时就挺多，主要是索隐派———所谓索隐，可以简单理解为影射。

　　蔡元培是索隐派大佬，四年前写了《石头记索隐》，里面很多观点比较炸裂，比如说《红楼梦》就是顺治康熙年间的政治小说，影射了当时的一系列人和事。蔡元培几乎把全书所有的人物与情节进行了一一索隐，比如元春省亲影射康熙南巡、贾瑞影射钱谦益之类。

　　李谕说：“我只随便看过《红楼梦》，细节处不甚了解。”

　　鲁迅说：“胡适之博士大举科学的实证主义，用来研究红学，我看八成就是听了您的科学论讲座导致的。”

　　李谕尴尬道：“我不就成了煽风点火的……”

　　胡适的这本书还算有两下子，比如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八十回以后是高鹗续学；全书是曹家的缩影等等。

　　这些观点都是后世比较赞同的。

　　李谕和鲁迅凑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听见里面胡适正在说：“校长，您的观点太过牵强附会，主观味道太浓，要我说，就像猜笨谜。”

　　蔡元培并不在意胡适的批判，回道：“我的索隐全部自圆其说，影射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尤其是有清一代。而且我的索隐大都不是孤证。”

　　胡适说：“校长，您的办法明显不够科学，如今是新文化新时代，不能一直用老办法。”

　　祭出科学大旗，在此时是非常厉害的辩驳方法。

　　蔡元培明显有些落入下风，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好看见门口鬼鬼祟祟的李谕和鲁迅，于是说：“李谕院士，周老师，你们进来吧。”

　　李谕闪身进来，呵呵一笑：“我们是路过，路过。”

　　“没关系，请坐吧，”蔡元培说，“刚才胡适之博士和我聊红学，你看，现在就连研究文学都离不开科学方法了。”

　　李谕说：“胡博士说的“科学的方法”中的科学二字，我觉得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

　　鲁迅也乐了：“要不是大家都听过您的讲座，还不知道您话中的典故其实是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

　　胡适说：“可不是嘛！现在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的，要是不懂点相对论，都没人和你说话。傅斯年几天前从伦敦大学给我回信，说正在学习相对论和量子论。”

　　要不说二十世纪以后就是科学时代了，尤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全世界对科学简直是顶礼膜拜的态度，不管研究什么学科，都要了解一下。

　　这挺好的，未来的义务教育，自然科学本来就是重中之重。

　　李谕说：“红学我没接触过，不过倒是看过《红楼梦》，其实我觉得蔡校长的索隐办法没什么不好，毕竟文学要温柔一点，很多观点的表达也没那么直白，更多人估计只是看个热闹，有意思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