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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_分节阅读_第714节
小说作者:三秋空城   小说类别:历史军事   内容大小:2.41 MB   上传时间:2024-09-10 11:55:34

  所以,这不是天灾,是天谴!

第六百八十六章 争鸣

  李谕和李四光在北京的地质学会组织了一场关于地震等级的演讲,主讲人是李四光。

  对此,不少国外地质学家破天荒跑来中国参加,其中还包括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

  大家都很想知道地震的成因,不过显然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会场中,李谕见到了两个英国人,马洛里和欧文。

  “精彩的结论。”马洛里称赞道。

  李谕说:“将来李四光先生还会在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演讲。”

  “非常期待!”马洛里说,“等我从珠峰返回英国时,不知道可不可以赶上。”

  “你们要攀登珠峰?”李谕讶道。

  马洛里说:“对,这是我们第三次尝试。”

  李谕想起来了,眼前的马洛里,就是20年代著名的两个珠峰探险家。

  马洛里几个月前途经美国时,还说了一句登山界的至理名言。

  当时记者问他:“why did you want to climb mount everest?(为什么你要攀登珠峰)”

  马洛里给出了那个传奇性的答案:“ because its there.(因为它就在那里)”

  李谕说:“你们现在中国,莫非要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登?”

  马洛里点头说:“我们自然想爬相对简单的南坡,但它在尼泊尔境内,尼泊尔不知为何拒绝了任何攀登申请,我们只能选择北坡。”

  “等明年不就好了?”李谕说。

  马洛里摇了摇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登顶世界第三极的机会,我没时间了。”

  所谓地球三极,就是南极、北极和珠峰。

  南极和北极已经相继被人类踏足,只剩下地理最高峰珠峰。

  李谕说:“虽然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不过以当下的条件,珠峰遥不可攀。因为从地理的角度看,高海拔的低压、缺氧、高寒每一条都足以致命,而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供氧设备、御寒衣物。”

  李谕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客观因素,羽绒服还没发明,御寒真的很困难;最关键的是,供氧设备难以维持那么久。

  在1920年代,攀登珠峰绝对比去南极困难得多。

  马洛里却已经铁了心:“珠穆在藏语中是女神的意思,这个女神在我心中魂牵梦绕太多年,不再尝试一次,我会后悔一辈子。而且登上第三极,将可以再次向世界证明人类的伟大。”

  “其实……有时候没必要被声名所累。”李谕还想劝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马洛里说,“但这至少是我的毕生梦想。”

  李谕只能祝福一句:“保重!”

  马洛里今年的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他的遗体后来被发现,但无法运下去,永远留在了珠峰上。

  人们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少了他随身携带的妻子的照片。马洛里曾经说过,如果他攀上珠峰,就把妻子的照片放在那里。

  可惜的是,另一个队员欧文的尸体没有找到,而他带着照相设备。

  ——

  此后的几天,李四光继续精进了理论模型,并且亲自改良了一台美国产地震仪后,准备前往北大继续进行演讲。

  李谕自然随同。

  而就在这时候,从国外传回消息,汤飞凡与加拿大的班廷、麦克劳德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然又是一次举国同庆。

  李谕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第一个除自己以外的诺奖。

  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本来只有班廷和麦克劳德,李谕的插手,让汤飞凡搭上了车。

  汤飞凡领完奖后,就想立刻回国,进入协和或者湘雅医院,但李谕却发了电报,让他在美国多待几年,最好能够再修个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

  反正有这么大的奖项在身上,任何一个美国大学都不会拒绝他。

  汤飞凡深知自己的功劳有一半要系在李谕身上,对他的意见极为尊重,于是按照李谕的说法,选择暂时留在美国进修,等三四年后,再次拿到博士学位乃至院士身份后,再回国。

  而李谕已经获得胰岛素的生产权,在上海开辟了实验室,主任位置给他留着就是。

  现在一战打完,李谕甚至又有点动了青霉素主意。

  不过这件事要谨慎点,要是以后能把实验室直接弄到昆明之类的地方感觉更安全。

  ——

  在北大的几天,王国维还专门来找李谕道谢:“多亏先生保住了一批古籍!”

  “什么古籍?”李谕纳闷道。

  王国维解释说:“皇上被小人蒙骗,竟然想把价值连城的宋书宋画送给日本人,好在先生出手阻止。”

  “原来是这件事,”李谕笑道,“应该的。”

  王国维今年被溥仪召进宫,做了“南书房行走”。在清宫旧制里,担任南书房行走的基本都是饱学之士,起码得是进士、翰林。王国维以布衣之身进入南书房,非常高兴,也有机会看到了紫禁城里收藏的大量古籍。

  王国维推了推眼镜说:“皇上捐出了40万元,还额外拨出2万元给我们几位南书房行走整理国故。说起来,这件事也要感谢帝师。”

  李谕心中嘀咕,自己明明给了小皇帝接近60万,其中五十多万是他想捐款用的,原来只捐了40万……

  李谕说:“能帮助静安(王国维字)兄做学问再好不过,毕竟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之前北大的教务长胡适之先生还说,现今中国的学术界里,旧式学者凋零得没几个,称得上学问家的也就是静安兄、太炎先生还有罗振玉先生。而半新半旧的学者,也只剩梁启超、钱玄同几人。太炎先生如今忙于政坛之事,在做学问方面,静安兄是最有希望的。”

  王国维讶道:“胡博士竟然会对我有这样高的评语。”

  ——其实胡适也批评了不少次王国维,感觉他的思想还是太旧了。

  王国维又说:“难得见到院士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毕竟您曾去过多次国外。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

  李谕说:“先生看来也受到了此前“西方文明重物质,东方文明重精神”的学说影响,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认为。首先,东方人也重物质,谁不想过得好点,丰衣足食?其次,西方文明精神文明也不差,如今刚出了个大哲学家,叫做维特根斯坦,之前还有尼采等人,洋人又不是人人都学理工科。”

  王国维说:“您的意思是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都有自我调整与制约的能力?”

  李谕说:“对的,但总体上看,就算西洋文明有种种悲观前景,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这条路走下去。”

  “也对!说不定以后我们学通洋人的学问后,再加上自己的文化,就能在洋人之上。”王国维说,他对东方文化有挺深的自信。

  李谕点点头:“可以这样认为。”

  王国维接着问道:“我在报纸上还看到,美国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公司,为了拍一部电影,动辄花费几百万美元,用地也达上千亩!这样奢靡的做法有什么道理?能维持下去吗?”

  这个问题竟然从王国维嘴里问出来,感觉还挺新潮前卫的。

  李谕想了想说:“美国人拍一部电影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精力,不就像先生考据一个字,有时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工夫,翻阅无数典籍一样?”

  王国维张了张嘴,顿了几秒钟后称赞道:“不愧是帝师,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彻底想明白了。”

  李谕笑道:“其实里面还涉及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此就会习以为常。”

  王国维说:“那更是难以想象。”

  ——

  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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