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帮助地方官府监管地方,间接达到监督的作用。”
“你这就扯淡了,先不说农会听不听地方官府的命令,万一百姓拉帮结派,岂不是更容易出现起义的状况?”
范仲淹表达了不满。
古代社会权力不下放到基层,而是由地方乡绅、地主、宗族管理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让百姓自治,一旦天灾年月,那么多百姓聚众抱团,很容易造成起义。
所以这个策略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赵骏也有理由的,他说道:“这是我根据实地考察出来的结果,我发现地方上百姓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只是受到的束缚太多,生产力提升不上来。”
“若是组建农会,农会直接对地方官府负责,可以看做是乡政府,拥有一定权力,如果乡里出现什么问题,农会应该积极参与管理,并且报告给官府,就非常有助于官府对基层的把控。”
“像争夺水源、村寨械斗,就能够通过农会和官府进行协调。另外由官府与农会共同组织合作社,官府收购农民手中多余的农具、牲畜、粮仓等,充当公共农具共用来释放生产力。”
“农会组建后,农民互相帮扶,互相救助,这样也能增加生产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个人认为是一举多得的办法。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再商榷吧。”
其实这个办法除了是赵骏自己考察地方农民百姓认为可以做的以外,还有这也是后世我军在根据地的办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拿后世的办法套在古代,有些可能用处比较大,但有些就不一定能实现,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
范仲淹还是摇头说道:“你虽然下了基层调研,可你毕竟没有长时间在古代农村生活过,有些太过于想当然。虽然你批判乡绅、地主、宗族管理是封建糟粕,但至少在这个时代,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你说说吧。”
赵骏并没有反驳,因为确实如范仲淹所说,他调研归调研,但并没有在古代农村生活。
范仲淹解释了一下情况。
很简单。
古代农村其实是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有它的一套基层运行逻辑。
也就是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范仲淹认为,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标准,就强行打破这套逻辑,让官府试图插手基层制度,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就非常危险。
比如说通过农会确实限制了一定恶霸地主,但如果官府无法与农会达到亲密协作的地步,那么农会自治权利扩大的结果,就会是农会取代原有的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听范仲淹这么一分析,赵骏也觉得自己考虑得有些失当。
古代皇权社会就很难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很容易造成农会失控。
想到这里,赵骏便说道:“你说的是对的,也确实是我没有做好,不过改革嘛,本来就是一步一步完善,咱们先进行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总结章程来。”
“我认为还是以吏治入手吧。”
范仲淹提醒道:“吏治是根本,先整顿好全国官场和胥吏,才能够把之后的政令下达出去。”
“嗯。”
赵骏点点头道:“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商量好吏治,考成法不用我多说了吧。”
“放心,我都已经完善过,各种考核制度,规章标准都已经做好。”
“那就行,我提前帮你完善了官员改制,把官员的职权划分好,就是为了考成法,这样做好胥吏这方面的治理,官和吏便能够大治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满朝文武了。”
范仲淹忧愁道:“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冗官冗官,你把那些闲散官员都安排上岗了,现在又要用考成法淘汰掉,那不是阻力更甚了?”
“本来新组建那么多部门就要那么多官员,不然新部门的工作怎么展开呢?”
赵骏耸耸肩说道:“不要有心理负担,大胆去干吧。我和官家还有整个政制院,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好好利用起这次你积攒的威望,一举功成,将来你就是千古名臣了!”
“这苦差事,怕是骂声一片哦。”
范仲淹翻了个白眼。
庆历新政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搞好吏治,否则别的政策推广下去,以这黑暗腐朽的吏治环境,拿头去推广?
古代社会吏治搞得最好的是哪个?
那自然是张居正改革。
一手考成法下去,末位淘汰制,让明朝官员卷到死。
而且还有奇效。
比如打击贪腐,破除官僚主义,改革官场陋习漏风等等。
如据统计,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挖掘了一大批不称职、不干净的“大老虎”和“小苍蝇”。
因为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且由于有考成法存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可以说效果斐然。
现在宋朝官场估计跟明朝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区别。
考成法出现之后,势必会对目前死气沉沉,毫无朝气的官场来一击猛拳。
不仅给予官员KPI考核,淘汰大批无能以及昏庸之辈,还能将藏在底下没有被赵骏巡视天下时发觉的贪官污吏,一一让其无所遁形。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官场得恨死老范了。
就如同明朝官员恨张居正一样!
第246章 怎么是你?大宋真小
公元1041年新年刚过,大宋皇帝赵祯改元庆历。
此时与西夏、辽国战事已定。
外患刚除,解决内忧的问题自然也就提上日程。
在外交上,赵祯派人出使高丽、日本,携刚败辽朝之势,扬大宋国威。
在军事上,西北、河北依旧屯兵数十万,用于威慑辽国和西夏。
在改制上,赵骏推动景祐改制,以政制院为核心,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官场上下级秩序。
在经济上,改革了国有榷场制度,推动了私营化改革。
在教育上,于汴梁建立起多所现代化学校,以教授儒家经书,以及小学到初中数理化知识。
不过这些还只是皮毛,真正的大范围改革还未开始,一切要等范仲淹正式主持新政。
正月十九日,今天上午赵骏刚刚在政制院参加了最高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
讲话内容很简单,随着战事已定,改革内部忧患在即,每个政制院成员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风暴到来。
并且他安排了任务以及主抓方向,如吕夷简、王曾、盛度、蔡齐、宋绶、晏殊主要处理全国政务为主。
贾昌朝作为政制院同知,还兼任教育部尚书,就要推广全国教育发展,在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校,主持数理化改革。
李迪作为刑部尚书,其实也是后世司法部部长,就要重新制定大宋法律,坚决依法治国、有法必依的理念。
礼部尚书蒋堂和张士逊则主要抓吏部、审官院的全国大小官员升迁,以及御史台、谏台纠察之事。
范仲淹更不用多说,要主持新政改革。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开始安插人手,将改革大将放在重要部门,推动改革的发展。
而新年第一个改革那自然是吏治,吏治由两点组成,一是明确官员职责,二是对官员的职责进行考核,看他们是否达成要求。
简单来说就是官员的任务是恒定的,以治理好地方为主,通过对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和标准进行衡量,以此查看这名官员是否合格,是否做到了分内之事。
那么负责核查的人员是谁呢?
自然是御史台。
谏台的人比较少,主要是对宰相以及皇帝进行纠察和规劝。
御史台不仅人多,负责的范围广泛了许多。
景祐改制之后,又增加了御史台的人手,并且还在全国各地设置御史司。
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主要由六部和都察院来办,宋代的考成法也由各个部门以及御史台来办。
同时在各部部门内部设立纠察部门,与御史台进行通力协作,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
那么这些人手肯定要安排信得过且秉公执法的人,否则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那不是扯淡吗?
于是在改革前夕,范仲淹调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李紘、王质、王洙等人入御史台,并且撤换了不少御史台中不合格的御史,换了许多刚正的御史进来。
而不止是范仲淹,赵骏也安插了人手。
他这几天挺忙的,清晨开朝议,上午政制院处理政务加开会,下午又要去接见亲信。
王素、杨察、杨告、赵抃、陈希亮等人,今年陆陆续续入京了。
从去年开始,调令就发了下去,最先到汴梁的是宿州知州王素,他因政绩,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
宋代御史台一直处于位卑权重的情况,自正八品殿中丞到最高级别的正五品御史中丞,都没有跨入四品大员的地位。
景祐改制之后,各品级与官位挂钩,御史台被调为直属政制院,与诸部同级,且加观察候补同知衔。
若不加观察候补同知为从二品,加了就意味着御史中丞的品级升到了正二品。
同时御史中丞佐官侍御史为正三品,接着殿中侍御史从四品,左右巡检使正五品,廊下使、监香使从五品,监察御史正六品,监察御史行里从六品,殿中丞为正七品,还有从四品到正八品的地方留守御史。
赵骏前几天接见了王素,向他勉力了几句,告诉了他未来要承担的责任。
之后又接见了杨察、赵抃、陈希亮,三人根据原来的官职有不同程度的升迁,分别是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行里,以殿中丞,全都入了御史台。
唯一没进的是杨告,杨告原来就是正四品发运使,再提拔进御史台,就只能做正三品的侍御史了。
但侍御史是御史中丞的佐官,只有两个名额,被范仲淹弄给了蔡襄和尹洙,赵骏就没打算跟范仲淹抢位置,就把杨告安排进了吏部做正三品吏部侍郎。
等到十九日这一天,赵骏又接见了苏涣。
苏涣也是他颇为欣赏的官员,他作为正五品祥符县令,这两年政绩出色,便打算将他提拔为殿中侍御史,疯狂往御史台塞人,为新政做准备。
赵骏并没有召苏涣过来,而是直接前往了祥符县衙,一是突击检查一下,二是他喜欢这样四处走走。
一路进入祥符县衙内,苏涣得知消息,连忙过来迎接。
“下官见过知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