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祐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

　　没有贪污的觉得考成法让他们累得要死，以前当官喝喝茶，吃吃饭，狎狎妓，一天就过去了，每个月还能领超过百贯的工资，生活爽歪歪。

　　现在虽然工资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级官员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级官员倒是依旧维持原来的高工资水平。

　　可架不住这个卷法啊。

　　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没想到这考成法如此严厉，让他们无所遁形，想贪污都没机会。

　　一时间大家纷纷趁着这次风波，以各种理由反对考成法的继续实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丝毫没有退让。

　　给他底气的不是赵骏，而是现在国库确实很有钱。

　　历史上朝廷打了几年西夏战争，又和辽国签庆历增币，闹得财政亏空，赤字严重。

　　但这次不仅打仗时间很短，两年之内速战速决，而且准备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赵骏全国巡视，查了很多贪官污吏，为国库贡献了上千万贯的钱财。

　　其次是交子铺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进行扩张。

　　如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开办，往交子铺存的钱都已经数千万贯了。

　　还有国企改革之后，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商贩，所获数千万贯，并且国营入股，每年还有大量的分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去年年底朝廷与日本签署贸易，到如今大半年过去，宋日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贯，贸易量还在持续增加。

　　当时海运有巨大风险，困难重重，税率较低，只有10％，所以宋日贸易额在一年内暴涨了大概三到四倍，光税收就达到了一百多万贯，朝廷收上来的是银子，约一百余万两银。

　　看着不多，但这已经是巨大进步。

　　宋朝主要外贸收入是广州和泉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也就是广州和泉州的税收每年是二百万贯，贸易额大概在两千万贯以上。跟日本那边则主要是以宋朝进口硫磺和铜为主，且日本闭关锁国，双方在南宋之前的贸易额度都不算大。

　　现在直接暴涨那么多，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还有陆地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辽宋贸易，每年税收加起来得上千万贯，极大地弥补了财政的亏空。

　　所以在这么多增加收入的情况下，随着这几年一边打仗一边收税，大宋的国库盈余不减反增，不仅填平了以前的财政亏空，现在国库里还有七八千万贯的存余，相当于大半年财政收入了。

　　并且随着马上夏税收上来，国库在今年可能有一亿多贯，再加上秋税，减掉一年开支，剩个几千万贯不成问题。

　　有了钱之后就能给汴梁的吏员发工资，整顿好汴梁的吏治，将来在全大宋实行两税制度，分地税和国税，开始全国官吏分治，吏员纳入公职，享受国家工资，并且还有举茂才，考官员的上升通道，这将极大鼓励吏员努力工作。

　　因此在种种条件下，范仲淹有底气把改革进行到底，哪怕第一轮考核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查出了不少贪官污吏，他也屹立于朝堂之上，与诸多同僚唇枪舌剑，坚决不肯罢休！

　　这一次政制院站在了范仲淹这边，与诸部的很多官员进行了对抗，赵祯也顶住了压力，表示对这些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只是双方扯皮、争论，浪费了大量时间。

　　以至于这四百多名贪官污吏都还只是暂时解除了职务，都没有下狱问罪，结果到八月份，汴梁周围地方上又查出了诸多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这下不仅是汴梁大部分京官反对了，周围地方上的官吏也都纷纷向朝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闹出的动静，波及的范围比历史上庆历新政还大。

　　毕竟历史上庆历新政针对的只是官场八九成官员，对那些进士出身的进行考核，对门荫入仕的大范围裁撤。

　　而这一次涉及到的是全天下官员的考核，谁都希望日子过得舒服一点，不想那么卷下去。

　　所以哪怕不是贪官污吏，也想继续维持以前舒坦的生活。

　　然而老范态度坚决，不肯退让。

　　即便朝堂上下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也坚决督促各部检法处和御史台继续考成。

　　双方拉扯，时间就这样来到了庆历元年十月，新法实施的八个月后。

　　这一日御史中丞郑戬脸色严肃地坐在御史台衙署当中。

　　他的身边站着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李紘、王质、王洙、王素、杨察、赵抃、陈希亮等二十多个御史台中坚力量。

　　其中他的左右手侍御史蔡襄和尹洙脸色更是非常难看。

　　因为刚刚，御史台查到了一件大案，涉及到了财政部尚书程琳，宰相吕夷简、盛度！

　　蔡襄和尹洙是范仲淹的人，而吕夷简和盛度现在正在支持范仲淹改革。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涉及到了他们的案子，很有可能让吕夷简和盛度改变对范仲淹的支持态度。

　　一旦如此，那就出大事了。

　　然而此时他们却无可奈何，因为此事是郑戬发现，他铁面无私，这次又召集诸多同僚直接议事，就是要把事情给定性。

　　就听到郑戬环顾四周，沉声说道：“如此大的案子，御史台责无旁贷，你们说说怎么办吧。”

　　赵抃立即说道：“御史台如今承担着监管天下官员的职责，且知院三令五申，说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如果此事因为涉及到宰相和尚书就退缩，御史台威严何在，法制何在？”

　　欧阳修没有想明白其中关节，亦是嚷嚷道：“下官以为就该法办！别说只是涉及到了宰相之子，就算是宰相本人，亦是决不能逃脱罪责！”

　　蔡襄和尹洙当时就差点没给欧阳修来一拳。

　　这个猪队友。

　　他也不想想，现在范仲淹能推动改革，全靠政制院在背后支持。

　　如果因为这件事让范仲淹在政制院不能立足，那新政该怎么办，以后朝廷的改制又该怎么办？

　　但这种时候他们俩也无奈。

　　毕竟郑戬不是私下跟他们说，就意味着此事只能捅出去，所以他们只好默然不语。

　　他们不说话，其余人却对赵抃和欧阳修纷纷表示支持。

　　王素毫不迟疑：“必须法办。”

　　杨察说道：“新政下达，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等御史台肩负使命，岂能徇私枉法？”

　　陈希亮道：“此案也能给天下官员提个醒，就算是各部尚书及宰相，亦不能逃脱罪责，下官觉得，只有如此才能维护知院常说的法治精神！”

　　“好！”

　　郑戬看到手下范党和赵党都支持，便拍案道：“那就这样办，随我去拿人！”

　　当下在郑戬的带领下，召集御史台公署衙吏，浩浩荡荡，直奔吕府！

第252章 庆历新政第二轮风波

　　庆历元年十月十四日，就在满朝反对新政的浪潮当中，一桩大案忽然毫无征兆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