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宋这些年来一直想办法提高粮食价格,不允许粮价一路下跌到几十文钱一石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实际的现金数量就比较有限,每年收上来的现金也就三千万贯左右。
包括给官员、士兵发工资,往往都是要靠铜钱、米、绢帛一起发放,譬如现在的俸禄往往都是米和绢帛,绩效才是铜钱,以此激励官员干事的积极性。
如果刨除掉给士兵、官员以及其它政府开支,那么林林总总能够用于建设的资金,自然就只剩下那么两千万贯。
能干点啥呢?
只能做点有限的工业建设。
而赵祯、吕夷简他们是希望段时间内看见成果。
他们想明年就看到火车和火车站。
明年就看到蒸汽轮船。
明年就让大宋的钢铁厂、纺织厂、学校遍地。
这其实也不是不能办到。
因为如今炼钢和蒸汽机技术已经达标,原材料也在来的路上。
虽然橡胶可能要过几年才能长大。
可船队完全可以在南美收割大批橡胶带回来,制作个几百上千个蒸汽机没什么问题。
而大宋的人力资源是目前整个世界最丰富的,有一亿的人口。
在技术、原材料、人口达标的情况下,他们想要看到这一切,并不难实现。
唯一的问题,就是钱。
这就跟游戏一个道理,游戏做出来了,你人物帐号建好了,剩下的就只有两种变强的方式。
一种是慢慢肝,一种是氪金。
因此为了加快进度,赵骏也是时候开始拿地主富户开刀。
新政实施下去之后,朝廷多次派出巡查御史,联合地方御史以及皇城司,督促地方官府迅速完成摊丁入亩的指标任务。
一时间大宋各地贫民百姓欢欣鼓舞。
而地主富户则是怨声载道,以至于不少人打算出售田土,降低成本。
正常情况下,产量越大,成本就会摊的越薄。
但这是指工业产品。
非工业化的传统农业成本摆在那里。
别看朝廷这次只提高了一倍税收,让税率达到20%,再加上售出的商税,基本就在20%到25%之间浮动。
然而剩下的75%-80%并不意味着就是纯利润,还有地租、运输、用人等等成本。
另外粮价持续下跌,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害。
光一个地租就可能要去30%到50%,再加上收获的粮食你还得拿去卖,雇佣长工短工搬运,到了最后别说赚钱,不赔钱都算不错的了。
所以那些收佃户较低地租的良心地主首先就受不了,只能售卖土地。
官府就趁机收购,把它们变成官田。
而那些地租收得比较高的黑心地主也许还能扛一扛,可佃户们很快就不干了。
因为官府收了官田之后,就再次降低了地租,比如把地租降低到三至四成,比地主那边收的五到七成低了不少。
并且官府还会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农具等等,吸引大量的青壮劳动力为官府做事。
地方官府又会按照朝廷的指令,雇佣这些青壮劳动力在农忙的时候耕地,农闲的时候去修缮水利工程,开垦河渠、修建池塘、大坝、水库之类的水资源调节设施。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等到十月份的时候,新政出台了仅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有大量的地主佃户离开,投入到官府的怀抱。
要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门阀世家当道的年代,这些佃户就是门阀世家的奴隶,根本跑不掉。
然而大宋严厉打击奴隶制度,不允许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都不允许提“奴”这个字,导致如果有佃户想要离开,地主不仅无法阻拦,甚至不敢阻拦。
因为以前的官府是站在地主那一边,佃户想逃走官府会派人去捉,而且地主手底下也有狗腿子,对佃户进行人身伤害以及圈禁乃至摧残。
但到了宋朝,经历了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四代废除努力制度,别说你对佃户进行殴打,就算是圈禁,也会被官府判刑。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赵骏更加强调人身自由的权力,严格督促地方官府严查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
一旦知情不报,帮地主富户隐瞒,或者辖区发生比较严重的事故,丢官帽子都算是轻的。
这就导致地方官吏不敢在这件事上马虎,不再维护地主富户的利益,而是转而开始维护佃户们的利益。
若是有佃户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只需要报官,那地主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坐牢流放,这一笔笔都能算是官员的政绩。
所以在新政下,面对佃户的大规模流失,很多地主都亏空严重。
要么把名下的土地转移给子孙,以此减少摊丁入亩的税务缴纳。要么被迫卖地,以至于田产日益减少。
十月上旬,苏州吴县木渎镇,镇西北姑苏山遥望,镇西南围绕着太湖东畔,良田千里,晚稻收割之时,金黄的麦穗在秋风中轻轻摇曳。
镇北有一座巨大的庄园,乃是吴县一大家族龚氏大地主龚旭宅邸。
吴县龚氏乃是当地望族,北宋年近出过七个进士,南宋时期也有不少官员子孙,如祖父移居苏州昆山的南宋官员龚明之祖上就是吴县。
不过当地望族归望族,并不代表每个人族人就过得好,龚氏家族内部田地被族中长者以及主脉族长等人占据。
其余支脉、庶出日子就不好过,比如龚明之的祖父就是被迫离开家乡,自立门户。
有不少底层族人就成为了主家的农奴、佃户、仆人之类。
龚旭大概五十上下,生得富态,穿着绫罗绸缎,他今天刚刚从城里回来,才下马车,就又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又有几家佃户脱离了他们家,跑去城里官府的招聘处选择了成为官府的佃户。
这令龚旭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便在他回到家中,稍稍歇息喝碗茶的功夫,忽然就听到了仆人过来禀报,说潘氏、王氏、张氏三个大家族族长过来求见。
龚旭就只好请他们进来。
“龚兄!”
三人进屋向他拱手。
“潘兄,王兄,张兄,你们怎么来了?”
龚旭起身回礼。
“还能是为了什么事?”
潘家族长叫潘识,表情一脸无奈。
“坐下说吧。”
龚旭说道。
四人便坐下来。
奴仆一一给他们上茶。
等人走后,厅中就只剩下他们四人。
“龚兄,听说你上午去了城里,县衙那边怎么说?”
王氏族长王玮问道。
“唉。”
龚旭叹了口气道:“这是朝廷的死命令,县衙的熟人也不管用。”
“呸!”
潘识倏地呸了一口道:“那范仲淹还是咱们吴县的人,就这么祸祸咱们。”
“你们有没有去找范氏宗族?”
“找了,范仲淹自己出钱给他们贫困的宗族子弟买田土,他们又怎么会帮我们说话?”
“倒是没想到他们范家忽然就这么发迹了,若是早早结交就好。”
“谁能预料到这个呢?”
“算了,还是谈谈该怎么办吧。今年的秋税,我家这一下子得多交三万多石粮米。”
“我家也得多交两万余石,而且不止是粮米,还走了人,上个月已经走了十七户了,再这么下去,人都要走光了。”
“可不是吗?这四个月以来,光我这边就走了四十多户。”
“谁不是呢。”
几个人互相长嘘短吁。
这些大宗族大地主,个个都身家巨富,拥有良田数万,乃至十余万亩。
朝廷一道新政下来,分摊到他们头上,顷刻间多出几万石税。
这谁受得了?
而且不止是税,还有人。
虽然严格来说,他们手底下走的人还真不算多。
因为南方宗族规定还是比较严格,受限于宗族制度,很多家庭情况稍微好点的青壮并没有离开。
只有那些特别贫困,贫困到几乎快活不下去的家庭才会选择孤注一掷,脱离宗族自立。
这种现象在南方实在太常见了。
后世我军于苏区展开一定改革规划的时候就出现过,南方很多青壮就被宗族约束,不能参军也无法脱离宗族单独从事生产。
反倒是北方就无所谓,北方的宗族约束力在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等多次冲击下,早就形同虚设,几近于无。
所以赵骏前些年出台的宗族改革方案在北方畅通无阻,在南方嘛……完全没有实施。
但手底下人走得不多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没有受损。
摊丁入亩后他们要缴纳的税就变多了,这让这些动则拥有数万亩田地的大地主们顶不住了,纷纷商量办法。
“龚兄,上午你去县衙,就没打探到点什么吗?”
张氏族长张若海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