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一直有传言《活着》会参加戛纳电影节,但张艺谋极为低调,什么都不说。
直到消息从法国传来,在这一届的戛纳电影节的提名名单上,《活着》赫然在列。
华国演艺圈的人都在看着总局和张艺谋的反应,上一次是田状状,由于执导的电影违规参加日本东京电影节,八年内被禁止从事导演工作。
这一次总局会不会对张艺谋下狠手呢?
谁都没有想到,戛纳的消息刚传过来,张艺谋就向总局递交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检讨信。
声明他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是香港的投资商和台湾的制片人单方面的行为,作为导演,影片拍完后他就没有主导权了,投资商为了收回成本参加国际上的电影节,他也没办法阻止。
当然,这件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意接受总局的处罚。
总局随后以《活着》违规参加国际电影节为由,禁止其在内地电影市场上流通和上映,并要求相关人员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这就是最终的处罚结果,张艺谋过关了。
实际上,这件事和田状状事件并不相同,在去年的东京电影节上,那部片子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赛,导致华国代表团集体退出抗议,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
这才是田状状被严厉处罚的主因。
《活着》参加戛纳电影节用的还是华国电影的名义,张艺谋的认错态度良好,大家都有台阶下,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容易解决多了。
如果张艺谋执意要到法国参加电影节,就是摆明了和总局作对,没有了回旋的余地,那他今后的遭遇恐怕不会太好。
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往往懂得妥协,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结果让不少看热闹的人觉得很失望,雷声大雨点小,对张艺谋这种大导演来说,相当于没有任何处罚。
国外的投资商根本不看重华国国内的电影市场,禁片这个噱头更能吸引国际片商的注意,也能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们的同情分。
西方社会对于在华国遭到禁映的片子会格外的感兴趣。
他们觉得宣扬这类片子会体现西方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西方影人愿意帮助这些导演伸张正义,给予这类电影奖项,这就是同情分。
前提是你的电影要拍的有意思,不能太烂。
总局的处罚下来后,《活着》成了禁片,新闻媒体就不方便报导了。
不过,他们发现在戛纳电影节的提名名单上,还有一部华国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而是在“一种关注”单元。
这个单元主要关注国际新影人的作品,以影片独特的审美和新颖奇异的小众风格闻名。
电影风格越是另类,越是与众不同,越容易获奖,目的是鼓励年轻电影人的创新。
这个单元没办法和主竞赛单元相比,只是电影节的一个小补充。
这部华国的电影叫做《京城的风很大》,是一部纪录片,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不出名,没有人知道这是一部讲述什么的电影。
记者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打听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
他们发现这只是一部京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作品,出品方是京城青年电影制片厂,制片人是郑洞添,导演就是几位导演系的学生。
拍摄的内容是在京城的街头采访,整部电影的制作费用不到3万元。
正是这么一部制作粗糙的纪录片,寄往戛纳电影节后,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京城电影学院甚至不打算派人去戛纳,因为学校没有这个资金预算。
比如葛优去戛纳参加电影节,一切花费都是制片方承担,不用花自个的钱。
那这部纪录片怎么办呢?
是京城电影学院出钱,还是京城青年制片厂出钱,你总不能让人家戛纳电影节出钱吧。
戛纳电影节从开幕到颁奖总共是两周时间,就算是卡着点最后几天再去,这一来一回的机票,加上在法国的吃住,两三万块是跑不掉了。
这部片子的成本还不到3万块,又没办法在影院放映收回投资。
再说,本来就是一部学生作品,重在参与,没想着会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学校不太看重,虽然戛纳电影节的组委会发来了邀请函,电影学院还是不愿意出路费。
反正在国内也能知道获奖的消息,何必派人过去呢,万一没拿奖不是浪费了。
这时候,两三万算是不小的数目了,电影学院的经费也很紧张,主要还是不够重视。
“学校真抠门,万一得奖了连个领奖的人都没有。”林晓玲不满道,“我们几个学生还想在学校里募捐呢,凑够钱去法国,不过没人愿意捐钱。”
这毕竟是晓玲同学的第一部作品,费了不少心血,抱有很大期望。
“想什么好事呢,你们去国外风光还想别人给你们捐钱?”林子轩哭笑不得道。
“这是一种荣誉啊,获奖了也是学校的光荣,那些校领导整天吃喝有钱,到这儿就没钱了,真是一帮官僚。”林晓玲埋怨道。
“别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官僚不都是坏人。”林子轩摇头道。
“我说的是事实,老哥,你没听现在社会上的顺口溜吗?”林晓玲活灵活现地说道,“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做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六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解馋……”
顺口溜虽说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百一十二章 狼来了
对于林晓玲的抱怨,林子轩就是听听。
他不会出钱让妹妹跑一趟戛纳,过过电影节的瘾,他现在是不差那点钱,可也不能这么败家,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再说,林晓玲的年纪还小,性子不成熟,太惯着不好,还要多多磨练。
不过他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让葛优在戛纳的时候注意一下,要是那部纪录片获奖了,就把奖杯什么的带回来就行了。
在张艺谋的劝说和催促下,葛优答应了与巩俐一起前往戛纳电影节。
“要不让晓玲和我一起去得了,我不懂外语,晓玲还能给我当个翻译,算是我雇的人。”葛优提议道。
“多个人制片方那边不好交代,人家肯定给你请了翻译,就别麻烦了。”林子轩拒绝道。
葛优如果带着林晓玲,《活着》的制片方就要多出机票和食宿的钱,对他们来说虽然不多,却容易造成误会,以为葛优耍大牌什么的。
这时候,演员还不时兴带助理,尤其是葛优,是个讲究人。
什么是讲究,该拿的就拿着,不该拿的绝不沾手,自个管好自个的事,不给人添麻烦。
林子轩同样如此,他宁愿自己掏钱让妹妹去戛纳,也不愿让《活着》的制片方误会葛优。
“那行吧,我在戛纳估计也没事,那个纪录片要真获奖了我就去领,好容易出趟国,总要拿回个奖杯不是。”葛优玩笑道。
“尤哥,你还是先琢磨个最佳男主角的获奖感言吧,别到时候没准备了慌张。”林子轩提醒道,“我觉得挺有希望的。”
“人外国那么多好演员呢,我肯定没戏,就是去凑个数。”葛优心态平和地说道。
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没学过正规的表演技巧,葛优一直对自己的演技不太自信。
相对于《活着》在演艺圈造成的风波,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在苦苦挣扎之中。
过年后,姜文借了一些钱,文隽从香港汇过来一部分,总算是把片子拍完了,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片子拍到现在,总不能半途而废。
大家再努力一把,把片子弄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林子轩正在和京城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甲方乙方》。
在韩三平的大力推动下,京影厂用人力物力作为投资,折合成50万人民币,和好梦公司合作,《甲方乙方》的总投资达到了250万。
在国内的电影行业,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拍摄资金了。
几年前,米佳山拍摄一部《顽主》才花了80万,如今物价涨了,演员的片酬涨了,那时候葛优的片酬是800块,现在都要15万了。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
林子轩让姜文使用京影厂的剪辑室,大家现在是合作关系,价格相对便宜些。
有了《活着》的前车之鉴,姜文在剪辑的时候收敛了不少。
想想看,就连张艺谋那样大导演的片子说禁就给禁了,姜文即便再有自信,也不敢说自己比张艺谋还强大,总局会对他网开一面。
拍电影毕竟不是自娱自乐,最终还是要给观众看,这里是指国内的观众。
说实话,外国人看华国的电影大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他们不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不能真正的明白电影所表达的含义。
虽然说艺术都是相通的,可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华国人才能懂得《活着》讲述的故事,才能产生共鸣。
姜文想的是片子既能在国内上映,也能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奖。
如果两者不可兼得,他还是想在电影节上拿奖,这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总想有点艺术追求,不留遗憾。
“我就打算这么肆意的放纵一回,这辈子也就值了,不然觉得活着特没劲。”在剪辑室里,看着前面幕布上流动的光影,姜文深沉地说道。
然而,以林子轩对他的了解,姜文想要放纵的恐怕不止这一回。
四月底,林子轩参加了总局的一场座谈会。
这场座谈会颇为热闹,参加的都是电影圈的大佬们,有各大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有电影院的经理,还有电影方面的专家学者。
京城里几家民营影视公司也在被邀请之列,只是不怎么受到重视,只能旁听。
座谈会的主题是如何提振华国的电影市场,以及如何应对引进的国外商业大片。
1993年是华国电影市场最为低迷的一年,低迷到什么程度,数据最为直观。
1990年全国的总票房是22亿,1991年是23亿,1992年是20亿,1993年是13亿。
在电影产量上,每年拍摄150部左右的片子,但真正有市场号召力,赚钱的片子只有几部,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兴趣锐减,电影行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为了让华国电影走出困境,让观众重新回到电影院看电影,总局下发了一份文件。
允许影院每年以分账的形式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以前华国也进口过国外的电影,不过是用买断的方式,每部电影的买断价最高2万美元。
这种低廉的价格根本吸引不了国外片商的兴趣,买回来的都是一些品质不高的老电影。
这次采用分账的方式,分账的比例是外方片商和华国电影公司共拿总票房的百分之四十六,省市级的电影公司拿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间,剩下的为影院所有。
如此一来,一部电影在华国的票房越高,外国的片商分到的钱就越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会把国外高质量的商业大片拿到华国上映。
这些国外大片能把观众吸引进影院里来,国内的票房攀升,华国的电影市场繁荣起来。
与此同时,国外的大片会对国产电影造成强烈的冲击。
国产电影只有提高影片的质量,学习国外先进的拍摄手法和宣传手段,才能在这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这也是总局的意思。
用鲶鱼效应激活华国电影行业的竞争力,要么生存,要么淘汰。
林子轩很清楚,对于国内的电影行业来说,这一次真的是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