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林纯鸿那边早就算过一笔账:既不会让朝廷一下子陷入绝境,又不会让朝廷有余力扩军备战!
更让人愤怒的是,林纯鸿打着治理黄河的旗号,谁要是反对,就是与天下百姓过意不去!
更为致命的是,谁知道林纯鸿以后又会想到什么借口,再次克扣朝廷的钱粮?
朱由检、周延儒及大臣们满肚子的火,却被憋得发不出来,该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正当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时,杨一仁突然上奏,自靖国军团、蓟辽军团起身向南之后,满清鞑子蠢蠢欲动,请朝廷关注鞑子的动向。
朱由检、周延儒大急,将近日军情翻出来细细一看,方才发现鞑子确实有动兵迹象。
朱由检、周延儒急令关辽一线小心戒备,着力打探鞑子动向。
至于靖国军团、蓟辽军团是否调回,朱由检和周延儒则犹豫不决,既怕鞑子攻破防线,又担心失了朝廷的脸面。
皇太极在明廷中自有眼线,当他得知杨一仁上了奏章后,立即偃旗息鼓,退兵返回沈阳。
朱由检和周延儒知悉后,松了一大口气。
人总是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痛,朱由检在周延儒的诱导之下,居然怀疑鞑子与荆州相互勾结,合伙唱了一出双簧戏,目的就在于让朝廷调回靖国、蓟辽军团。
周延儒比朱由检清醒得多,打死他,他也不愿意相信荆州会与鞑子勾结。之所以误导朱由检,无非就是为了自己的位置而已。
周延儒凭借着与林纯鸿对抗的态度上位,只要朱由检觉得不宜与林纯鸿对抗,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鼓动朱由检对抗林纯鸿,就成了周延儒不二的选择。对抗林纯鸿,也使得他在旧官绅中拥有崇高的人望,一旦他学着杨嗣昌容忍林纯鸿,他就失去了政治支持者。
时至今日,周延儒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周延儒、吴昌时、董廷献沆瀣一气,开始从边关、旧官绅两处入手,琢磨着算计林纯鸿一道,改变前段时间的颓势。
第六百八十七章 搜刮商贾
周延儒将靖国军团及蓟辽军团调至南方,朝廷内部不是没有反对声音,跳得最高的非洪承畴莫属。
洪承畴率兵作战十多年,对实力的敏感性远远胜过朱由检和周延儒。他认为,朝廷想要在军事上对抗林纯鸿,胜率几近于零。朝廷要想延续,唯有分一部分权力给林纯鸿,利用大义名分限制住他,然后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待局势剧变。
这个思路,与杨嗣昌差不多。
杨嗣昌提出整编军团的方略,深合洪承畴的口味。洪承畴本就欣赏林纯鸿的治军理念和建军模式,于是,他雷厉风行,抽取陕兵精华,又通过各种手段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处谋得数名良将,耗尽心血组建了蓟辽军团。
哪想到,蓟辽军团组建之后,还未历一战,就被朱由检一纸调令调到南方。
靖国军团出自京营体系,洪承畴想管,也管不上。可是,蓟辽军团是他的心头肉,是他半辈子沙场的精华,岂能随周延儒随意折腾?
但是,朝廷有令,洪承畴不得不遵从。他一方面令曹变姣缓缓往南挪,另一方面,他又不停地上书朝廷,极言蓟辽一线兵力空虚,恐被鞑子所乘。
洪承畴做了大半辈子的官,岂会不知此举犯了周延儒的大忌?不过,洪承畴现在也顾不上这点了。毕竟,得罪了周延儒,周延儒充其量就是下下绊子而已,但是,只要一个鞑子兵出现在京师周边,他就有掉脑袋的可能。
袁元素、卢建斗殷鉴不远,洪承畴头脑清醒得很。
鞑子入侵,并非不可能。往年,荆州军在北方部署了重兵,还在旅顺堡放置了一个军团,鞑子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现在,鞑子只需要派出两支偏师牵制住武卫军团及旅顺堡的一个军,就有足够的时间攻打蓟辽一线。
届时,禁卫军团、关辽兵被宣大防线、关辽防线牵扯,直面鞑子正面压力的,只有蓟辽一线。
蓟辽一线精华被抽调至南方,仅靠唐通、白广恩这两个夯货,如何能防得住?
洪承畴想来想去,又去书辽东巡抚方一藻及宣大总督王继谟,试图说服他们一同上书。
初,方一藻巡抚辽东,吴三桂着力巴结,拜入他的门下。方一藻刚开始时还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后来被吴三桂、祖大寿摆了几道后,彻底认识到,若不与吴、祖武将世家搞好关系,辽东巡抚的位置根本就坐不稳。
因此,方一藻放下了身段,令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彻底成了关辽武将世家的代言人。
当方一藻接到洪承畴的信函后,慌忙召来吴三桂及祖大寿商议。
吴三桂、祖大寿当然清楚,朝廷组建三军团之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将关辽兵整编,彻底斩断他们在关辽将士中的手脚。
这是吴三桂和祖大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靖国军团、蓟辽军团南下之后,朝廷的整编计划自然落空。吴三桂和祖大寿恨不得两军团与林纯鸿拼个你死我活,哪里愿意如洪承畴所愿,说服朝廷调回两大军团?
因此,方一藻不仅没有按照洪承畴的意思上书,反而积极告之朝廷,鞑子业已退兵,无一丝兴兵迹象。
至于王继谟,自持有武卫军团、禁卫军团在一侧,哪里会犯政治错误,当然对洪承畴的建议委婉拒绝。
洪承畴知悉方一藻及王继谟的态度后,气得大骂道:“竖子误国!”
正当洪承畴担忧蓟辽防线之时,突然从登封县传来了叛乱消息。无独有偶,蒙城亦传来了叛乱的消息。
登封、蒙城的地理位置颇为奇特,都在林纯鸿的控制范围内,且与朝廷的控制范围接壤。
更为奇特的是,登封、蒙城分别离靖国军团、蓟辽军团的驻地禹州、凤阳不远。
叛乱初一爆发,朝廷便急不可耐地宣称暴民作乱,而将发动叛乱的一帮人纷纷封官。
不问可知,周延儒在靖国军团、蓟辽军团抵达驻地后,挑动当地的大地主、大乡绅发动了叛乱。
然而,令周延儒万万想不到的是,荆州方面早就在这些交界区域做好了准备,叛乱初一发动,弓兵便迅速行动,将叛乱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个时候,朝廷的封赏令还在路上,离登封、蒙城还有老远。
南直隶大理使司及河南大理使司驳回朝廷的封赏令,并将一帮叛乱人士斩首的斩首,服劳役的服劳役,并且还指责朝廷不经调查,胡乱封官。
朝廷闹得个灰头土脸。
这是一出闹剧。
洪承畴听闻后,对周延儒鄙薄万分。他甚至怀疑周延儒这些年是不是没有出过门,难道一点都没看出林纯鸿对地方的控制力?
洪承畴觉得,朝廷再这样继续折腾,不用多久,就会把杨嗣昌前几年苦心聚敛的一点资本挥霍一空。届时,除了让林纯鸿收拾残局,别无其他选择。
他开始认真考虑与林纯鸿接洽的可能性,以求在鞑子入侵时,林纯鸿能够拉他一把。
洪承畴没有看出周延儒的用意,不代表林纯鸿看不出。林纯鸿知道,周延儒压根就没想着在蒙城、登封占到什么便宜,他极力挑拨双方的关系,无非想营造双方紧张的气氛,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
所以,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棒跳舞,对叛乱一事冷淡处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部架构。
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体,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随之,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过,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将朝廷的收入减少了八百万,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
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
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眼,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陈奇瑜,却又无可奈何。陈奇瑜理财数年,功劳显而易见,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
同时,周延儒又非常紧张,毕竟,如果他想不出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点不稳。
周延儒与吴昌时、董廷献议来议去,觉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补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 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商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他们在林纯鸿控制范围内,规规矩矩,不敢乱来,在登州这个地方,可受不得半分委屈。
鉴于北方匪盗一直比较多,一些大的商贾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更为致命的是,登州的海商比较多,这帮海商船上的水手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惟恐天下不乱。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是商船,船上亦有火炮和炮手。
地方官强力镇?
??,引起了商人们剧烈反弹,他们率领护卫队、水手,聚集在登州城外,试图胁迫登州府取消乱命。
这帮家伙,受不得委屈仅仅只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心中认为,林纯鸿这段日子与朝廷斗得难分难解,一旦他们把事情闹大,林纯鸿必定为他们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