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朝廷的实力。自平定孔有德之乱后，朝廷就在登州附近驻扎重兵，并且以陈洪范为登莱总兵，震慑山东，威慑辽东。

陈洪范是个杀伐果断的主，接到登州府的求救信后，当机立断，派遣重兵围剿商人们的乌合之众。

这一下，登州见了血，乌合之众们蜂拥退至海边，逃上了海舟。

一帮海商愤恨不已，一方面紧急向旅顺的周林佬求救，另一方面，他们率着商船炮轰登州水城。

登州水城非常坚固，而且城上有炮，非商船所能撼动。

商人们聚在海上商议一番，一致认为这口气不能忍。他们考虑到登州防卫森严，不可轻辱，不如至天津寻地方官的晦气。

登州至天津，走水路比走陆路快得多，当商人们乘船抵达天津时，天津尚不知登州出了变故。

天津并不比登州好到哪里去，也是四处冒火星。商人们抵达天津后，稍稍撩拨之下，天津便群情激奋，火星变成了冲天大火。

天津卫衙猝不及防，轻易被商人们攻占了全城，一众地方官全部成了俘虏。

占据全城后，一些大的商贾痛定思痛，从护卫队、水手中抽出从荆州军中退役的士兵、军官，令其整编军队，固守卫城待援。

周林佬接到商人的求救信后，立即率领舰队抵达登州。抵达登州后，方才知晓商人们跑到了天津。周林佬又调转船头，往天津急赶。

到了天津后，周林佬见商人们已经将事情闹大，急报逥报郑福林及林纯鸿。他则率领舰队游弋在天津港口外围，等待郑福林的命令。

周林佬整日介看着朝廷心烦，巴不得将事情闹大，北方舰队游弋在天津外围，当然有为商人们打气之意。

天津民变！

朝廷接报后，自朱由检以下，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明朝廷，可不就是被民变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朝廷本就处境艰难，若在北京周边闹出民变，朝廷该如何是好？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周延儒的加税政策引起了商人们的反弹，最终发展至民变。

周延儒岂能认这个责任？他拼命为自己辩护，宣称商贾作乱是林纯鸿的阴谋，没有林纯鸿撑腰，给这帮商贾一百个胆子都不敢造反。他还拿出周林佬舰队抵达登州、天津外海作为证据，力图让所有人相信林纯鸿主导了这一切。

杨一仁、包哲东则拼命反驳周延儒，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周延儒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变。

诸如陈奇瑜这样的清醒者，估摸着林纯鸿十有八九对此事不知情。他们知道，林纯鸿正忙于控制范围内的地方官制改革，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山东、北直隶滋事。

而且，陈奇瑜认为，即便林纯鸿主导了此事，朝廷也绝不能摆开了说，这样会让朝廷与林纯鸿彻底撕破脸皮，朝廷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陈奇瑜对周延儒不识大体，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正琢磨着如何向朱由检点明其中的要害时，哪想到朱由检直接为此事定了性：“林纯鸿远在荆州，不可能插手此事，此话不得再提。至于天津之乱民，罔顾国法，必须尽快平定！”

陈奇瑜暗自松了一口气，心道：皇上还是识得其中的厉害的。

不过，陈奇瑜又对朱由检非常失望，周延儒如此混账胡闹，根本不适合呆在首辅的位置上，而朱由检居然一句重话都没说！

陈奇瑜突然感到一丝心灰意懒：这样的朝廷，呆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归去。

当议到如何平定天津叛乱时，绝大部分朝臣都没把天津放在眼里：充其量就是一帮商人而已，趁卫衙不注意，取了巧而已，只要朝廷军队一到，天津的反贼会如鸟兽散。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由检令京营一部即刻向天津进兵，扑灭叛乱。

不过，令朱由检愤怒的是，京营尚未看见天津的城墙，就被主动出击的护卫们冲得一塌糊涂，狼狈逃回了京师。

满朝皆惊，甚至有人担心，一旦商人们蛊惑天津城内的数万毛纺工人加入叛乱队伍，恐怕京师都有点危险！

周延儒考虑到蓟辽军团在前期成功造成了朝廷与荆州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天津民变，局势日趋紧张，蓟辽军团呆在凤阳已无任何意义。于是，他奏请立即从凤阳调回蓟辽军团，镇压天津叛乱。

朱由检准奏。

郑福林接到周林佬的汇报后，一时如丈二和尚般摸不着头脑。让郑福林率兵临阵决机，他不输于任何人，但一旦涉及政略，就非他所能掌控。

郑福林想来想去，令周林佬继续游弋在天津外围，静观其变，待荆州派人来处理。

待到林纯鸿知晓天津事变时，京营已经战败。

林纯鸿非常担心朱由检、周延儒看不清局势，直接将此事定性为他的阴谋。

这段时间，整个荆州出于地方官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事情多得一塌糊涂，很多条条框框还未理顺，一旦与朝廷摊牌，荆州付出的代价将非常大。

而且，林纯鸿还担心，与朝廷兵戎相见后，蠢蠢欲动的皇太极必然不甘寂寞，十有八九会出兵捣乱。

不过，不管朝廷如何定性，荆州一旦公然插手其中，最终都是被动的局面。

林纯鸿给解决此事设定了几个原则：造反的商人必须遮护下来；天津率先在北方进行改制；不得给满清鞑子可乘之机。

林纯鸿不介意逼迫朝廷拿出一些实质的好处给商人。毕竟，这帮商人自持有他在背后撑腰，不惧闹事，若事到临头，他没有撑腰，这帮商人该有多伤心？

于情于理，林纯鸿都必须支持闹事的商人。支持商人是略，至于公开还是秘密，则属于术。

术低于略，这是常识。

有了原则，方略呼之欲出。林纯鸿见王大俊正好在荆州，遂委托王大俊至天津解决此事。

另外，林纯鸿密令郑福林，从金吾军团中秘密派遣部分军官至天津城，协助守城，又令周林佬秘密运送部分武器至天津。

林纯鸿突然发现，在京师周边，他居然没有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杨一仁、包哲东虽然在京师，但他们身份特别，无法居中谋划、指挥。

这些弱点，致使天津事变这么多天后，荆州才做出反应，这显然不太适应形势的变化。

要说，林纯鸿还是挺中意王大俊，只是不知道王大俊是否愿意，而且王大俊年纪也太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先让王大俊试水一把比较妥当。只要王大俊自己愿意，年纪大点无所谓，反正彻底解决中央政府也就在这几年了。

紧接着，林纯鸿收到了京营战败、蓟辽军团已经启程北上的消息。他见事情的进展与他推断的差不多，遂对此事不再留意，将全部精力投入至地方官制改革中。

第六百八十九章 聚焦天津

地方官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及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

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好办，毕竟各级监察架构的架子在，由一个部门分拆为两个部门而已。分成两个部门后，再制定律法，将两个机构的职权及运作方式稳固下来即可。至于两个部门有些磕磕碰碰，或者藕断丝连，目前完全不必在意，可以在今后慢慢调整。

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就显得非常混乱，异常火爆，耗费了林纯鸿大部分精力。

按照光禄院相关律法，县级光禄院的构成有三部分：县衙指定、有功名的士子及商贾，这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被称为光禄士。

然而，由光禄士升为光禄佐郎时，并无三分之一的限制，各路人马凭自己本事及崇高声望，竞争光禄佐郎名额。

一般而言，县衙指定的人选中包括军烈属、专业人士、能真正为本县建设出谋划策的才智之士等等，这些人一般依附在县衙身上，本身在民间声望并不高。

可以预见，这些人在竞争光禄佐郎时劣势非常明显。

反观商贾团体，他们通过协会等组织联合在一起，首先在内部推举出竞争人选，避免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近期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民生，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

这是他们的优势，不过，商贾一直为人所轻视，劣势也显而易见。

相比较商贾团体，由于百姓根深蒂固地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名之士的声望相当高。

但是，功名之士存在着文人相轻的坏毛笔，彼此之间不服气，团结性远不及商贾团体，连内部先推举出竞争人选都做不到。

如黄宗羲、顾炎武、堵胤锡等有识之士，有心通过光禄院限制住时时脱缰的荆州团体，他们对光禄院寄托了极高的期望。他们眼见得功名之士清高、内斗，很有可能在光禄佐郎、光禄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心里大急。

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一番，决定通过遍布全国的门生故旧，说服光禄士们放弃彼此之间的成见，把矛头一致对准新贵及商贾。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功名之士渐渐挽回了颓势，开始攻城略地。

……

经过一系列争斗，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利益交换，出现了无数的违反律法的行为，光禄大夫最终产生，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

由于光禄院是大明朝廷认可的机构，一帮退休高官对参加光禄院倒没什么忌讳，他们凭借崇高的声望和资历，最终轻易成为光禄大夫。

全国上下，光禄大夫共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功名之士占了两百九十八个名额，其余由商贾及其他人员霸占。

诸如黄宗羲、顾炎?顾炎武、堵胤锡、黄道周等大佬，皆悉数在列。其余如郑彩、郑鸿逵、洪齐云、张德胜、郑梦帆、贾思宜、王大俊等一批大商贾，亦名列其中。

林纯鸿看到这份名额，倒有点哭笑不得。

光禄大夫的组成，很好地反映了力量对比。现在商贾的力量还远不及士大夫阶层的力量，至于什么格物、律法、经济等专业人士，基本上就难以出头。

不过，这与大部分专业人士都在各大机构任职有关。光禄院相关律法规定，具有官身的人士，不得进入光禄院。

林纯鸿对士大夫在光禄院占据明显优势并不在意。光禄院充其量只是顾问机构，还带有一点民间监督的意思，离真正的大权还远着呢。即便光禄院都被士大夫占据，对荆州的行政、司法、监察等权力影响也不大。

荆州这边热火朝天，天津也丝毫不逊色。

表面上看，林纯鸿对天津不理不问。实质上，当王大俊抵达天津，一些聪明的商人马上反应过来，王大俊就是林纯鸿的私人代表。

王大俊本身声望就非常高，商人们纷纷团结在他周围。王大俊建议，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天津地方官，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赞同。

紧接着，王大俊又暗暗地收拢了一批杀气逼人的武士，还弄来了大量的武器。商人们猜测，这些武士压根就是荆州军的军官，武器也来源于荆州。

商人们士气高涨，在王大俊的组织下，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王大俊担任会长，负责天津卫城的民政及军事。

天津的管理走上了正规，迅速恢复了秩序。

时至今日，天津的商人们虽然遭了反，但要达到什么目的，与朝廷如何博弈，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人说出个所以然。若王大俊不来，恐怕这帮商人除了被蓟辽军团剿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

王大俊出发之前，被林纯鸿耳提面命数个时辰，当然知道该做什么。

王大俊与临时委员会委员商议数日，最终决定派出人员与朝廷接触，双方就天津的未来进行谈判。

与朝廷接触可是个难题，王大俊想来想去，想到了杨嗣昌。他立即派人与杨嗣昌接触，希望杨嗣昌作为中间人代为说项。

杨嗣昌对天津来人大为吃惊，不过，出于对大明负责任的态度，他将天津的要求转告给朝廷。

天津提出，朝廷须同意天津仿照上海进行改制；朝廷不能追究商人的责任。同时，天津的商人按照改制后的规矩纳税。

这样的条件，朱由检和周延儒如何能接受？他们直接通过宝坻县知县警告天津：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只诛首恶，余者不究。

这样的条件，天津自然不能接受，开始在临时委员会的组织下，磨刀霍霍，加紧修复城墙、完善防御系统，准备迎接蓟辽军团的进攻。

与此同时，天津的临时委员会加强了舆论攻势，频频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一一列举门卡之祸害，甚至连哪方高人在中间收取了巨量好处都一一列出。

这还不算完，王大俊充分发挥商人们精于计算的优势，估计了天津的税基规模后，将改制前、改制后朝廷可能得到的利润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朝廷得到的钱粮将远远超过改制前。

此等言论，自然被朝廷视为妖言惑众。不过，在对付此等妖言上，朝廷有天生的劣势，堂堂大明朝廷，总不能与反贼公开辩驳吧？

更何况，天津发表的言论数据详实，论据充分，想要驳倒，还真是一件难事。

天津，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满清小朝廷一直盯着南方的动静，天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皇太极自然知道。

事实上，皇太极知道得比林纯鸿还要早。

最初，皇太极抽丝剥茧，判断这起事件与林纯鸿无关，纯属大明内乱。

皇太极兴奋不已，马上冒出了出兵抢掠大明、趁机捞一票的想法。

满清小朝廷这几年日子非常难过。

随着南芬炼铁的规模越来越大，满清小朝廷暂时摆脱了缺乏钢铁的苦楚，军队装备上了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