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自齐说:“正是。”
严复说:“按照洋人的传统,直接印上大总统的头像不就行?”
周自齐说:“正面就是这样,所以需要设计的是背面图案。另外,还希望贵校的化学教员,帮着做好材料的化验和分析,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大事。”
他所说的,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大洋,也就是“袁大头”。
李谕突然想起来:“材料分析?北京铸币厂?”
周自齐点点头:“没错。”
李谕接着问:“我记得梁启超先生说,他介绍一位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进入了铸币厂。”
“帝师消息很灵通嘛,确有此事,”周自齐说,“这人叫做范旭东,是范源濂次长的弟弟。”
范源濂目前是教育部次长。
至于范旭东,名气比他还大,号称“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伟人赞他为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
李谕说:“我想认识认识这位范先生。”
周自齐笑道:“您莫非也想去铸币厂做化学分析?我还真不知道帝师在化学方面也有建树。”
“那倒不是,”李谕说,“我是想联合范先生搞点实业。”
“原来如此,”周自齐道,“铸币厂不能随意进出,我可以帮你传个消息。”
李谕道:“有劳了。”
让范旭东继续在铸币厂做材料分析,实在有点屈才,得赶紧让他搞起纯碱产业,一战时期能赚好大一笔钱。有了钱,企业就能够继续成长。
周自齐是袁世凯的理财小能手,这么着急问“袁大头”的事情,肯定是袁世凯已经在推动“善后大借款”。
南京方面缺钱,北京的袁世凯其实也缺钱。
善后大借款源自清亡前就在搞的一笔一千万英镑的巨额借款,不过只到账10万,大清就没了。
于是乎袁世凯“顺理成章”改为了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而他想“善的后”,自然是南方革命派。
这件事是二次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袁世凯把数额提升到了2500万英镑,年息5厘、每年付息两次、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00多万英镑,以盐税、关税为抵押。
善后大借款通过的是五国银行团(英、法、德、俄、日,本来有美国花旗银行,但中途退出了)。
需要说道说道的,是银行团此次并没有直接向北洋政府拆借资金,而是各自发行了债券。
为快速募集资金,银行团约定债券实际销售价为面额的90%,加上还需支付6%佣金,所以北洋政府实际可得资金为2100万英镑。
——至于北洋政府为什么不自行发行债券,一是缺乏在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的能力和经验;二是北洋政府的信用太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募集大量资金。
袁世凯的手下周自齐虽然很擅长理财,号称北洋政府的“理财高手”,但他的妙招无非就是从英国贷款,到美国换成美元,然后再到英国转换成英镑,去购买廉价的日货高价转卖出去,赚回高额利润。
这属于正常的国际贸易,如果能好好搞下去,其实是条路,可惜袁世凯太着急了。
银行团都是职业金融家,轻松拿捏住了袁世凯心理。
此外,银行团还扣除了到期应付的庚子赔款、各省地方借款、辛亥革命损失赔偿等,最后北洋政府实际到手的资金约998万英镑,连一千万都不到,差不多相当于1亿大洋。
简直是黑心到家了有没有?!
正常的政府怎么会接受这种条件无比苛刻的借款合同?
所以国会中的国党一派压根不认,更何况袁世凯没有经过正式的国会审批,自己直接同意了。
眼里根本没有《临时约法》,这样下去还得了!
外加此后发生了宋教仁遇刺案,二次革命最终爆发。
而说到这个善后借款,一直到一百多年后还没有完全结束。
本来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加上俄国革命,德国银行与俄国银行的钱应该不用还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两家的钱并没有停付,也没变少。
就像刚才说的,这次借款很特殊,是以债券形式募集,银行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债券发行商和承销商,而不是债权人。
几乎全部债券的实际持有人皆为各国投资人(包括大量内地华商)和投资机构。
债券在金融上有个特有属性:可在不知会债务人的情况下通过交易变更债权人。因此善后大借款约定的付息就不会认银行,只认债券和对应的息票(每张债券附有94张息票)。只要债权人能出示有效票据,就予以利息兑付和本金偿还(最后一次付息时偿还本金)。
总之就是说,即便北洋政府不认那两家银行,也不会降低相关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都破产了,当年善后大借款的利息一样正常兑付。
所以说袁世凯签订的这个借款合同条件真心太苛刻,简直像半个不平等条约。
网上都嘲讽“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条约”,结果都民国了,还是没从“条约”跳出去。
或许袁世凯也知道中了五国银行团设的套,但他是心甘情愿。
而李谕此前找德国拉特瑙借款就没这些后顾之忧,因为李谕一来借的是马克,而非英镑;二来不是债券,是现金。
德国确实重视实业,也重视真金白银。这就是李谕逮着它薅羊毛的原因,一战时候还马克真心不要太爽。
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停付。截至1939年,民国政府针对善后大借款已累计支付3600万英镑,约占原定本息的53%。
一般认为,1939年善后大借款就终止了。不过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结束,比如1987年,中英两国为了今后正常的金融往来,正式签署了《关于两国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
按照约定,中方向英国支付2346.8008万英镑,英方向中方支付380万美元。以终结两国公民对对方的资产、包含债券在内的旧外债的索偿要求(此后相关索偿转由各自政府负责)。
就是因为这件事,让善后大借款的借票在债券市场没有被投资人认定为无意义死账,仍在挂牌交易中。
好像巴黎证交所就有,只不过价值已经非常低。
第五百二十二章 退票
从厚德福饭庄回来后,一众北大教员们全都觉得很无趣,尤其国文科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从京师大学堂时代过来的老教员。
文科教授陈三立不满道:“袁大总统的野心暴露得也太快了。”
陈三立就是陈寅恪的父亲。
严复说:“铸币、借钱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听说美国作为共和政体,也把总统头像印在了钱上。”
“那也不是现任总统吧?”陈三立反驳道,然后对另一名文科教员说,“介石,你怎么看?”
李谕心中一惊,并非“你怎么看”,而是“介石”。
一位50岁左右的教员说:“我看大总统心里还没忘了君主立宪,难怪想急匆匆叫回梁启超给他助阵。”
李谕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做陈黻宸,字介石,在北大讲哲学,人很正派。
陈三立说:“我现在倒希望蔡元培部长多颁布点教育法令,我实在不想现在仍然与官僚分不开干系。”
理科、工科的教授们更有这种想法,不然以后得被他们烦死,关键大家实在不想被外行指挥做事。
工科教务长胡仁源说:“不管英法还是德日,大学都是独立于政府运作,政府只有负责拨款的义务,却不能有伸手管理的权力。”
严复见状,只好说:“我会把各位的意见整理后汇报给蔡部长。”
然后又对理科教务长夏元瑮说:“不要忘了材料分析的事情。”
夏元瑮顿了顿说:“该做的事,我肯定会做好。”
铸币肯定是国之大事,以往一直用洋钱怎么看都不太合适,太容易被掐住金融命脉。
不过以民国时期脆弱的金融体系,就算自己铸钱也会受到国际银价的强烈影响,这样的事以后会发生好几次。
毕竟最麻烦的是金银的定价权一直在欧美手中。
……
第二天,周自齐就帮着联系上了范旭东。
李谕开上小汽车,来到钱粮胡同。
袁大头早期的主要生产地在天津铸币厂,北京的这家铸币厂类似于职能部门,源自前清的机构。
清代户部下面有一个部门叫宝泉局,专门负责铸造钱币,它有四个厂子,其中的南厂在钱粮胡同。
南厂铸造的钱主要负责发放薪水,清代管薪饷叫钱粮,所以就把南厂所在的胡同称钱粮胡同。
李谕的车路过一处比较冷清的大宅子,这里以前主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
这间宅子一直流传到了后世,民国初年还是个出了名的京城凶宅。
李谕在铸币厂外的一间小茶铺见到了正在等候的范旭东。
“您就是院士李谕?”范旭东问道。
李谕说:“正是,阁下便是范旭东?”
范旭东说:“院士先生竟然亲自来见我这个无名小卒。”
李谕说:“现在是无名小卒是因为环境限制,但你该不会一辈子都想当个化验员吧?”
范旭东一愣,接着说:“官场的腐朽味太重,我早已萌生退意。”
“这就好办了,”李谕说,“有没有想法做点大事?”
“什么大事?”范旭东问。
“办民营盐厂,然后进而办碱厂。”李谕说。
范旭东沉思一会儿,说:“国内盐的销售权历来为少数世袭盐商把持,实际上就是官商合伙垄断,分引岸、岗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各有专卖权,据有一方。如果办私营盐厂,将是虎口夺食。”
李谕拿出一袋随便买的盐,说:“盐商卖的都是这种粗盐,纯度连50%都不够。如果按照国外标准,喂牲口都不够格。所以洋人才笑话咱们吃盐就是在吃土。”
范旭东叹了口气:“我知道,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哪这么容易。整个盐界利益错综复杂,有盈千累万的寄生虫,早就过惯了舒服日子。如果咱们制造精盐,肯定会触动他们的利益。”
李谕说:“所以现在才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国体巨变,万象更新。国会中有大量新生的力量,绝对可以争取到足够支持。”
范旭东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能拉来高官或者有影响力的人做后盾,倒是有和旧盐商斗一斗的资本。”
李谕说:“你哥哥是教育次长,还有梁启超的鼎力支持。本人虽不才,也算有点小名气,并且能提请一些资金和渠道上的支持。”
范旭东早有一肚热火,李谕一点就着:“那就干!”
李谕说:“至少要争个人民的吃盐自由。”
范旭东说:“我从日本留学回来时,经过塘沽,那里有大量荒废无人用的白花花盐碱地,寸草不生,没有青山,但海水在强烈的日光下,最适宜晒盐,可谓取之不尽,是绝佳的盐厂生产地。”
天津向来盐商聚集。
“看来你其实一直在关注,”李谕说,“等过几年把盐税减免的政策争取过来,盐价降低,就可以继续以盐为原料办其他化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