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中认为，目前世界上采用共和制的国家中，南美小国旋兴旋废，微不足道，只有美、法两个大国巍然屹立，势力足以左右世界。

　　而中国采用共和制后前途未卜，或许天佑华夏，一跃成为继美、法之后的第三个成功的共和国，震惊世界；或许将一泻千里，连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都不如。

　　李谕看后不禁笑出了声，——早在民国刚刚建立的第一年，国内的精英们就没有把印度放在眼里过。

　　可怜后世阿三处处拿咱们对标，竟然根本没有被正眼看过一次。

　　孟买天天想着碰瓷上海，其实李谕刚刚离开的厦门岛都够它喝上一壶。

　　额，话说厦门岛确实蛮强的，面积比香港岛大一倍，人口也更多，经济没差多少。

　　至于孟买……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达拉维贫民窟再说吧。

　　吕碧城也看到了这篇文章，然后说：“离京前我见过一次严师。”

　　“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李谕问道。

　　“气色多少不太好，”吕碧城说，“严师很喜欢北大校长这份工作，为之付出了许多，没想到却落得一个黯然辞职的下场。”

　　李谕说：“确实遗憾，如果没有严师傅，北大说不定早就解散了，根本开不起来。”

　　当时蔡元培主导的教育部与严复关于北大的争执不小，教育部甚至一度想取消北大，并且在教育部大会上提出了停办的动议。

　　教育部的理由李谕很能理解：他们认为北京大学自开办至清末十余年，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一年还要耗费二十万左右的经费。

　　民国初年北大的学生李谕见识过，什么报到了从不上课、吃喝嫖赌、吸鸦片、带小妾之类，总之乌烟瘴气，社会影响属实不太好。

　　严复自然知道学生的种种陋习，不过他认为这不是停办的理由，因为学生都是以前的，而非国体变更后新招的。至于二十万经费，对国家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更不能作为解散的原因。

　　然后在他以及师生的极力抗议下，蔡元培终究打消了停办北大的动议。

　　话说蔡元培这时候想停办北大，但以后反而又成了北大崛起最大的功臣，也蛮有意思。

　　严复的离职属于北大新旧之争以及蔡元培这一派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洋之间关于权力的斗争。

　　吕碧城说：“我偶然间还听到严师傅自顾自发牢骚，‘老家福建已经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是，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能往秦皇岛忍耐孤单了’。”

　　李谕问道：“连严师傅也觉得北京危险？”

　　吕碧城说：“我这大半年没怎么出门的，都能感到剑拔弩张的味道。”

　　李谕说：“要果真去了秦皇岛，真的逍遥快活。回了京，我会问问严师傅的意思。”

　　此后的严复，成了袁世凯复辟最关键的“筹安六君子”之一，几乎晚节不保。

　　刚才李谕在报上读到的文章，已经隐隐有为这方面作势的味道。

　　……

　　抵达上海后，李谕与吕碧城在豫园住了几天，从美国归来的轮船便抵港了。

　　李谕亲去码头迎接冯如以及贝尔、特斯拉、乔治·伊士曼。

　　贝尔带着妻子首先走下轮船，他指着外滩说：“这里给我的感觉很像伦敦或者巴黎。”

　　伊士曼则已经拿出相机开始四处拍照记录，贝尔立刻拉过妻子，站好后说：“给我拍一张，一定要拍得英俊年轻一些！”

　　特斯拉则比较讲究，安排自己那位男仆仔细清点行李箱。

　　李谕笑道：“带这么多东西，特斯拉先生要在中国长住一段时间？”

　　特斯拉说：“来都来了，不看个痛快岂不太不过瘾。”

　　冯如最关心自己的宝贝飞机，下船后立刻找李谕问道：“院士先生，您说的飞机厂是建在上海吗？”

　　李谕说：“在天津。不过以后上海肯定会有起飞、降落用的飞机场。”

　　冯如说：“原来也不在北京城。”

　　“天津也不错。”李谕。

　　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北洋政府的干扰，李谕才选在天津，同时可以促成天津早点诞生飞机场，加强北京天津之间的交通。

　　半年后，袁世凯便会在北京南苑建设南苑机场以及航校，——此处早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准备作为飞机场使用。

　　要是李谕选在北京，肯定会被合并一处。因为就算一百年后，一个城市有两座机场的也屈指可数，何况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规模只局限在二环以内。

　　李谕先带着他们一行人前往汇中饭店用餐。

　　刚进饭店，贝尔就看到了前台上的几台电话机，对李谕说：“上海已经用上了这么先进的型号。”

　　李谕说：“早在贝尔先生您发明电话的第二年，上海就有了电话机。”

　　伊士曼吃惊道：“比东京还有孟买快了那么多！”

　　民国时期，上海在整个亚洲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城市，非常先进时髦。

　　李谕笑道：“不仅电话，无线电也是最新型号。”

　　贝尔又问道：“李，你的住处也有电话吗？”

　　“当然有。”李谕说。

　　“一年电话费要多少？”贝尔问。

　　“四十元，差不多七八十美元的样子。”李谕说。

　　贝尔道：“价格不是想象中那么昂贵。”

　　上海的电话费用在民国算很低了，主要是电话公司在做推广，就算商户也仅比普通家庭贵了十元。

　　而其他城市则要贵上不少。比如广州，私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交给“广州市自动电话管理所”350元的初装费，另外每月还要缴6元月租费。当时广州市长月薪不到300元，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装一部电话。

　　所以除了机关单位以及一些企业，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有可能安装电话。

　　至于公用电话，收费标准是每5分钟计价一次，不到5分钟的通话也按5分钟计算，每次收费0.6元。要是长途电话，每次收费最高可达5.5元。

　　民国时期想异地恋煲电话粥，得是顶级的家庭，从上海到北京打一小时电话，就要大几十元。

　　乔治·伊士曼的注意力则在报纸以及沿街看到的海报与照相馆上，他对李谕说：“既然上海这么先进，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开一家柯达照相机销售公司，负责整个中国以及日本、东南亚的生意。”

　　“非常欢迎，”李谕说，“你可以在南京路上开旗舰店。”

　　“旗舰店？”伊士曼第一次听这个名词。

　　李谕解释说：“就是总店，以后说不定您还要在别的城市开分店嘛。”

　　“说得是！”伊士曼说，“我看好上海，这里的辐射能力比东京、孟买、新加坡强太多。”

　　李谕说：“孟买要是知道你把它与其它三个城市放在一起比较，一定很开心。”

　　伊士曼摊摊手说：“其实我并没有去过印度，但见过一些从印度回来的英国人，他们口中的孟买好得很。”

　　李谕说：“总之您一定要尽快把店开起来。”

　　“尽快？为什么？”伊士曼问。

　　“因为可能会有竞争。”李谕说。

　　伊士曼对自己柯达公司的照相机非常有自信：“我随船运来了几大箱便携式照相机，足够第一批备货。但我坚信，不认为有人能竞争过我的柯达公司。”

　　李谕说：“坦白讲，我此前联系过德国的徕卡公司，他们不仅想开店，甚至有意在中国建设工厂。”

　　德国的羊毛李谕准备能多薅就多薅点。

　　“徕卡？！”伊士曼听到这个名字后不得不重视起来，旋即还是说道，“我承认他们的实力很强，但他们的产品对我还构不成威胁。”

　　李谕笑道：“德国在光学方面一直有传统，就连普朗克教授都在柏林大学固定地讲授光学课程。他们一旦发力，真的不好说。”

　　“我同意李谕院士的话，”贝尔说，“这些年我一直醉心于飞机研究，从报纸上的新闻就看得出，我们美国人虽然发明了飞机，但技术上现在根本比不过那些单板的德国佬还有傲慢的法国佬。对了，甚至连英国人都比不过！”

　　伊士曼听后确实有些担心起来：“我明天就会着手研究在上海建销售公司的方案。”

　　特斯拉不紧不慢说：“就知道先生来了上海一定要探讨生意。”

　　伊士曼说：“上海不是纽约，这里什么产品都可以销售，不存在保护政策，我只能把事情尽快往前推。”

　　实际上用不了一年，大名鼎鼎的徕卡原型机就会在传奇设计师奥斯卡·巴纳克手中诞生，彻底颠覆照相机行业。

　　他采用的24×36mm感光胶片，逐渐成为国际标准沿用至百年之后，即相机中的全画幅尺寸。

　　巴纳克拍摄的那幅《韦茨拉尔的铁矿广场》更是影史上最经典的照片之一。

　　可惜由于一战突然到来，徕卡原型机在前几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一战结束才大放异彩。

第五百四十二章 不务正业的建筑师

　　由于贝尔、特斯拉、乔治·伊士曼几人都是美国科学界、工业界名流，得知他们到达，上海租界不少高层出席了这场晚宴，甚至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从北京坐火车来到了上海。

　　芮恩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直到五四时期，他都担任着美国驻华公使。

　　芮恩施进屋后摘下帽子，与几人一一握手：“真是令人吃惊，我们在美国没有认识的机会，竟然在遥远的上海第一次见了面。”

　　贝尔吸了口烟斗问道：“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

　　芮恩施说：“是音译，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

　　贝尔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你可以写出来吗？”

　　“当然可以！”芮恩施说，“我敢说我是现在所有美国人里写中文最好的……之一！”

　　芮恩施边说边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中文。

　　“真漂亮！”贝尔说，“这种奇妙的文字结构太让人着迷了，难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书写。”

　　芮恩施洋洋自得道：“我已经研究中国文化十多年，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并且尝试练过毛笔书法。”

　　特斯拉突然问道：“公使先生最喜欢哪位中国名人？”

　　芮恩施脱口而出：“王阳明。”

　　贝尔、特斯拉和乔治·伊士曼头上都一堆问号，他们在半个月的航行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竟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旺养明？”贝尔艰难地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是一个什么人？”

　　“天哪！”芮恩施立马侃侃而谈，“王阳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军事家、教育家，他在明朝文化界中举足轻重，哦，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国朝代。”

　　贝尔点点头：“这点我在船上听李谕讲过。”

　　芮恩施继续说：“我十年前开始读《王阳明全集》，他的‘心学’理论深深震撼了我。从此以后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他‘知行合一’的影响。”

　　贝尔一头雾水：“知行合一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