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芮恩施想了想说，“就像理论结合实践，但其内涵要更加丰富。”

　　特斯拉说：“听起来颇有杜威教授的味道。”

　　芮恩施说：“有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只能你自己去用心体会。”

　　贝尔笑道：“你似乎已经成了那位几百年前人物的信徒。”

　　芮恩施说：“我很想引用中国一句很有趣的话，愿为阳明门下走狗。”

　　“走狗这词不好。”乔治·伊士曼说。

　　“如果你多了解了解，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芮恩施道，“而且中文这门语言奇妙就奇妙在没有固定语法，用好了什么词语都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双关语。”

　　这位老哥目前确实是个中国迷，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简简单单的“中国通”。

　　早在上个世纪末，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国际关系学课程——《全球政治学》。在美国学术界，芮恩施率先把“中国和东亚问题”纳入“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从而使现代“国际关系学”真正具备了“世界政治”的内涵。

　　紧接着他出版了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政治》一书，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欢迎，不少学者奉为圭臬，就连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绍他的作品。

　　当周诒春等留学生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芮恩施认为“道成了肉身”。——能说出“道”这个字，就超过了很多洋人。

　　此后周诒春执掌清华，便把许多“威斯康星理念”引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体系中。

　　当然了，更不能否认的是，能被美国选为驻华大使，芮恩施绝对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最深层次考虑的必然是老美利益。

　　贝尔他们对中国文化本来就充满好奇，让芮恩施说得更加心痒难耐。

　　贝尔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芮恩施都从美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回答，虽然有些不全面，但他们同属一个文化体系，貌似更容易理解。

　　过了一会儿，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敲门进入。

　　袁长坤曾经是留美幼童，在晚清时代就接触过电报相关工作。

　　他穿着一身新定制的西装，拱手道：“诸位，本人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

　　贝尔友好道：“电报局嘛，来得比较对路，我这人并不喜欢和政界过多接触。”

　　袁长坤早就听闻贝尔、李谕等人大名，对贝尔恭敬道：“您是电话的祖师爷，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台您的电话机。”

　　贝尔笑道：“老古董罢了，留着有什么用。”

　　袁长坤问道：“贝尔先生、特斯拉先生、伊士曼先生，你们来中国是为了考察电报产业以及照相产业吗？”

　　特斯拉为人最直，回答道：“我们只不过想借着科学考察的名义来随便玩玩。”

　　芮恩施哈哈笑道：“只有伊士曼有做点生意的打算。”

　　袁长坤遗憾道：“太可惜了。”

　　“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们完全是冲着李谕院士的面子而来，”贝尔吹了口烟卷说，“我哪，是个已经退休的老头，只想到处溜达溜达；特斯拉先生是李谕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个爱到处跑的人；伊士曼先生则是欣赏李谕先生的能力，同时看中了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他作为照相行业人员，如果能在东亚拍几组好看的照片，对他的柯达照相机推广也有益处。”

　　袁长坤说：“李谕先生值得尊重，要不是他，看来也请不到诸位来华。”

　　李谕随口说：“袁兄过奖了。”

　　贝尔现在玩心确实蛮重，成立航空实验协会也是觉得有趣，所以没几句话就又扯到去哪里继续旅旅游的话题上，“李，你在船上咋说的来着，什么看五岳又看黄山，不看这个又不看那个的。到底去哪座山？”

　　李谕笑道：“如果求近，看看泰山就好，正好铁路经过。”

　　伊士曼接着说：“还有传言中的长城、紫禁城。”

　　李谕摊手道：“长城好说，但紫禁城有点难度。”

　　伊士曼说：“我本来还想给小皇帝拍张照，回去后绝对能登上头条。”

　　贝尔戏谑道：“要是去了日本国，你是不是也想进日本皇宫，然后给天皇拍照？”

　　“那也可以！不过日本的皇宫我听人讲过，太小，没有意思，”伊士曼说，“再说现在中国不是已经不再认皇帝了？这种反差感最能抓人眼球。”

　　伊士曼挺有商业眼光，李谕说：“以摄影的名义进宫的人并不少，有可能通过。”

　　“太好了！”伊士曼两眼放光，然后问芮恩施，“公使先生，您进过紫禁城吗？有什么讲究？”

　　芮恩施说：“朝代更替后，我就没有去过，都是在陆军部大楼或者海军部大楼见总统以及议员。”

　　伊士曼已然跃跃欲试：“通过您递交照会，一定有机会！”

　　芮恩施说：“回到北京城后，我见到外交部的人员后帮你问问。不久后紫禁城要举办仪式，盛装华服更加适合你取景拍照。”

　　袁长坤则说：“诸位到了北京，我会提前告诉交通部长，梁士诒先生一定亲自带你们游历。”

　　交通部在民国时期是个实权派部门，下设电政、邮政、路政、航政4个司，负责管理全国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等事务。

　　交通部的权限非常广，所以交通系才能在民国初年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派系，目前的交通系是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几年后还有曹汝霖的“新交通系”。

　　不过其实他们还是一家子，多年后梁士诒从日本归国，新旧交通系同时存在。只不过因为梁士诒比较早，才多了个“旧”字。

　　他们一直聊玩，而冯如则逮着机会就与李谕讨论飞机相关话题。

　　正好李谕拿出了刚刚设计好的降落伞设计图，对他说：“这件东西能保命。”

　　旁边的贝尔瞟了一眼，立刻猜到是什么，也凑过来端详起来。

　　“李谕院士不愧是全世界最重视安全之人，申请了汽车安全带专利，如今又设计了飞机上的降落伞。”贝尔说。

　　“这可不是怕死，”李谕笑道，“我一直认为，飞机如果不能像汽车一样摆脱冒险属性，一定不会有未来。”

　　“这句话我喜欢，”贝尔说，“毕竟谁都不想在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中做自由落体。”

　　冯如明白李谕是理论大师，于是试探地问道：“除了降落伞，先生莫非还做了其他研究？”

　　“有的，”李谕又掏出一些演算纸，“我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进行了探讨，同时推导了一下最小诱导力公式。”

　　理论方面是李谕最擅长的。

　　贝尔看着这些公式，半天才琢磨出一点端倪：“李谕先生难道是要在物理与数学上说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原理？”

　　李谕说：“好眼力。”

　　二十世纪最初的十来年，基本上所有飞机设计师都不明白机翼的空气动力究竟是怎样的，机翼的哪些部分会受到更多的空气动力这种细节问题更无从知晓。

　　所以机翼才会有很多形状，设计的时候全凭直觉。

　　没错，真的是依靠直觉……

　　包括莱特兄弟，设计飞机机翼时没有考虑太多，就是借鉴过往经验，然后用了一点初级的风洞数据，接着就靠脑子里的直觉做出了飞行者一号。

　　但直觉能让飞机诞生，绝不可能让飞机发扬壮大。

　　贝尔说：“你的数据非常新，是不是来自法国的埃菲尔先生？”

　　李谕点点头：“我给庞加莱先生发电报，让他帮忙要了过来。”

　　两人提到的埃菲尔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

　　埃菲尔作为土木建筑师，虽然不懂空气动力学，但是他会建造风洞啊！

　　而且埃菲尔测量了机翼上详细的压力分布，这些数据成了分析空气动力学的第一手资料。

　　贝尔翻了几页，然后说：“你的数理能力每次都让我非常惊叹，这些复杂的计算就已经难倒太多人。”

　　他依然不知道李谕有神奇计算器，在分析数据方面，李谕领先其他人太多太多。

　　特斯拉则问道：“你看得懂法文的数据？”

　　目前德国科技最强，英法紧随其后，三国文字不同，很多信息并不能及时同步。

　　相当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在德国或者法国先搞出来，一两年后才翻译成英文。

　　而英文资料即便不翻译，大部分德国和法国研究者也能看懂。

　　也就是说现在仅仅懂英文是不够的。

　　李谕说：“数据自然看得懂，法文虽说不太明白，但我夫人的法文水平相当不错，能帮我翻译。”

　　伊士曼笑道：“太方便了！”

　　李谕乐道：“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贝尔翻完演算稿后说：“根据后面的力学分析看，你认为硬壳式机身更好？”

　　“是的，”李谕说，“从达·芬奇最先设计出薄翼剖面开始，偏纯机械学的设计模式就一直统治飞机设计。但如果多做风洞试验，就可以发现硬壳式设计下的流线型机身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

　　冯如说：“但这样僵硬的结构，不就脱离了鸟类翅膀轻盈灵动的原理？”

　　“你说的就是问题所在，”李谕道，“鸟是鸟，飞机是飞机，完全是两码事，不能参照鸟类的特点来造飞机，前人已经在鸟翼机上失败太多次。而且硬壳式机身拥有更轻的重量、更高的强度，优点很明显。”

　　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但这么做会大幅提升成本，而且一旦受到损伤将难以修复。”

　　李谕叹道：“这就是材料学的问题了，我看好一种新材料，不过应用到飞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您指的是硬铝？”冯如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安慰说：“即便用不上金属，只是使用木材拼接，也能达到一定效果。”

　　冯如相信李谕的判断：“咱们就用您的结构做。”

　　“飞机制造不是太难的事，”李谕说，“我想你更应该快点把那台教练机组装好，好让我赶紧考下来飞行执照！”

第五百四十三章 科学社

　　吃饭期间，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不时来找李谕敬酒，似乎是套近乎，还坚持要给李谕的住宅及大同大学免去电话费和电报费。

　　住宅倒是无所谓，但大学这种机构发电报打电话蛮多的，每个月的电话费和电报费都不少。

　　吃完饭后，芮恩施建议大家去听一下中国戏剧。

　　贝尔此前在万国博览会听过一次，但当时的临时舞台比较简陋，也没有很好的氛围，如今到了上海，乐得去听个原汁原味的。

　　芮恩施说：“我坐火车时，北京一位当红年轻演员一同来到了上海，他的演出不容错过。”

　　李谕问道：“梅兰芳？”

　　芮恩施说：“是的，他现在北京火得真是不像样子。”

　　老美对中国戏剧相当热衷，其他几人当即决定一同前去。

　　京剧进入上海相对晚一些，在此之前，上海的戏曲演出活动主要在筑有戏台的神庙和会馆，或者在茶楼、茶馆里搭板为台。

　　到了咸丰年间，由于战乱的缘故，各地群众及戏曲艺人大批南下，场地狭窄、设备简陋的茶楼戏棚无法满足需要，上海瞬间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戏园和戏馆，比如“满庭芳”“丹桂”等知名的。

　　京剧一经传入便迅速风靡上海滩，上海人起初称之为“京班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