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入学事项后,李谕随即找到了胡适。
他正在准备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答辩。
去年胡适已经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主要是针对博士论文。
按照要求,还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
胡适的博士论文最终通过了,但他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授衔仪式一直拖到了1927年。还是在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
不过等几个月后胡适一回国,几乎所有人都以“胡博士”的头衔称呼他,胡适也就泰然受之。
博士的名头此时在国内还是很响的,仅次于李谕的院士头衔。
胡适想起了之前李谕写给他的信,即批评他在二十一条时期的不抵抗主义。
“院士先生,”胡适解释说,“我只是认为当今时局更重要的是要有大学,而非海军、陆军。”
“看来你还是坚持不抵抗,”李谕说,“你想想,如果没有国防,怎么能有一张安静的读书桌?这个世界不是讲道德的,你确实该看看我的博弈论,那里面虽然不谈善恶,但有抽丝剥茧后的人性。”
“道义肯定存在,”胡适说,“我很想让大家清醒一些,认识到差距。我知道孔老夫子也赞成持戟卫社稷,可现在不是时候。”
李谕说:“认识差距?你的那篇文章也不是这么说的,观点过于书卷气。算起来你出国时间不短了,国内的变化没有亲身体会,该回去看看了。”
日本全面侵华后,胡适才转变为了坚定的抵抗派。
胡适说:“我已经打算回国,并收到了仲甫先生的信。”
李谕说:“搞革命的方法有很多,文学革命就是其中之一,这条路更适合你。”
胡适点点头:“确实如此。”
此前的那篇不抵抗的文章,让胡适在留学生圈里被骂惨了……
反驳他的那些人一个个也都不是寻常人物。
胡适的观点要是在和平年代发出来,大家确实会当做理性的思考;但人家都骑脸输出了,再理性不就成了不知变通的道学先生。
李谕说:“文学革命同样不是个简单事,阻力很大,比我所在的科学要大得多。”
“院士先生说的是,”胡适说,“科学总体而言是新的,大家都在学习。而文学不一样,想到那几十万念过八股文的仕子我就头大,何况还有桐城派那帮老学究。”
李谕说:“仲甫先生的《新青年》刊登你的《文学改良诌议》后,反响倒是不错,支持者很多。”
“是吗?”胡适高兴道,“我在写了那篇文后,还写了几首白话文的现代诗。”
“能不能给我看看?”李谕问。
胡适拿出一些手稿,“都是尝试之作,所以我暂时称之为《尝试集》。”
实话说,胡适的这些新诗写得都非常一般,没有太多文学性,几乎很难称之为诗,很像一些学生的普通随手之作,无非就是把散文写成了一行一行的。
比如其中的《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住。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
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是不是感觉相当之直白,连诗歌应该有的韵味都很难找到。
李谕拿出一本《新青年》,“北大的沈尹默先生,刚刚也发表了一篇《月夜》,你看看。”
胡适拿过来读了读: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细细品味了一会儿,胡适说:“比我高明多了。”
沈尹默的诗中融入了明显的独立人格思想,意境上强了不知多少。
论文学修养,胡适没法和民国一众大师比,李谕说:“你有你的价值,文学革命少不了你。”
胡适说:“这方面我早有准备,几年前我就知道,留学多年必须做好成为国人导师的预备。”
胡适的话让李谕有些愕然,原来他早就想做国人的导师……
李谕说:“文学革命可以搞,但你那些具有争议的想法要深思熟虑后再发表。虽然蔡元培先生做校长后,支持思想自由,不过这种思想自由的前提是包容并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
胡适现在的想法的确有点太那个,不仅此前提到的不抵抗主义,他现在还有那么点所谓的“世界主义”,他认为:“今人皆知国防不可缓,但什么是国防?即使中国的海陆军与日本并驾甚至超过日本,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日本有盟国。想以增军备救中国,其心未尝不可嘉,但行不通。即使日本和欧洲国家二十年不发展,中国的军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间达到与之为敌的地步。所以,增军备不是根本之计。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的人道主义。”
他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更进一步的不抵抗主义,或者是在为他的不抵抗主义找点借口。
稍微一想就明白这种说法根本靠不住,日本人会停下侵略的脚步讲人道主义?你要是跑去日本首相面前,告诉他你太不人道了,你们要撤军!日本人一定以为你脑子秀逗了。
所以胡适早期的世界主义根本就是空想主义罢了。
还有一句被后来不少公知还有网络键盘侠拿去用的话,胡适曾说:“今之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
人家胡适自己后来都承认早年的不对了。
李谕又告诉胡适,自己去底特律处理点事情后就会一同回国,让他先等一等。
胡适知道跟着李谕能省一大笔路费,当然愿意等。
何育杰本人则受到了哥大邀请,留他做一年教授。李谕觉得镀镀金挺好,便劝他答应了。
到了底特律,李谕首先在福特工厂见到了福特本人,他现在满面春风,已经成了大亨。尤其在得知美国要参战后,更是激动坏了,福特给国会议员写信,声称自己的工厂可以“生产1000辆坦克,1000艘小型潜艇,3000台航空发动机。每年交付100万军用卡车和15万飞机整机”。
虽然最终没有实现(运力太有限,就算能造出来,也运不过去多少),但福特绝对是赚大了。
李谕通过福特的关系买了底特律一家小型汽车工厂,准备花一年时间整体拆运到国内。
第六百二十章 归国
迈克尔逊说到做到,真的让何育杰当了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和物理学会一样,现在老美的科学相比欧洲弱了很大一截,只能当做常规头衔,还不如荷兰皇家学会的外籍院士值钱。
不过老美离着近一点,以后要是搞科学活动,比欧洲方便。而且他们给的工资普遍比欧洲学会高不少,每年正常薪水差不多一万美元,远超同期的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另外还有很多科研经费,东部的几所大学,除了经费更是有大量的富豪捐款。
授衔仪式在科学院大楼举行,这是一栋相对比较旧的建筑,今天正好还有一场常规科学院会议,所以人不少。
进入大楼后,密立根正在与天文学家海耳聊天。
海耳见到李谕,打了招呼:“李谕院士,见到你太兴奋了!之前看了你写的关于太阳黑子及耀斑的文章后,我非常震惊,您关于太阳的研究竟然如此深邃。”
海耳是美国天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一直在研究太阳,尤其是太阳黑子。
李谕说:“仅仅是一些初步成果,关于这颗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东西。”
科学院先进行了一些安排好的日常议题,不用说,肯定又是关于科学与战争。
李谕穿越前,老美天天当“世界警察”,打这里打那里的,非常蛮横霸道;而此时的美国基本没有打过对外战争,一战算是正儿八经头一遭,所以社会各界相当重视。
不过这些战争议题对李谕以及何育杰没任何吸引力。
最热衷的是天文学家海耳,他发言道:“战争最显著的影响是强调了科学研究对国家的重要性。
“根据我的调查,海军部早在1915年七月,便委任爱迪生成立了一个科学委员会,主要研究针对潜艇袭击的反制措施。
“我非常担心,爱迪生的加入会让这个完全独立于科学院的委员会慢慢壮大,并将我们科学院排除在外。
“战争的迫近与备战计划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何将研究活动系统化并理顺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我们需要参与到最重要的一线时局大事之中!”
密立根很赞同海耳的观点:“从这两年的欧洲大战看得出,科学与技术改变了战争的特点,而且成了战争的必备条件。潜艇探测仪、精确的投弹技术、航空照相术、航空仪表、无线通讯、红外与紫外信号装置以及声波测位仪都是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出现。
“战争促使这个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清醒地评价了科学的作用。战争使士兵们认识到科学是他们取胜的必要条件。
“各个行业中的管理职位也均由受过技术训练的人员充当,这是从未有过的。战争使一个未来的官员认识到除非他受过科学训练,否则无法升迁;战争使制造商认识到,如果没有研究团体的智慧,他就无法在本行业处于领导地位。
“而且更让人欣慰的是,科学仍然拥有无尽的发展空间。
“这一切的后果是,在科学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分支都存在新的机会!”
就算不支持战争的一些科学家,也无法否认密立根所说的事实。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科技爆发的时代,也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虽然不能说就是科技导致了世界大战,但二者之间肯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科技的地位也在战争中越来越高,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生产力。
关于战争与科学的讨论会议结束后,迈克尔逊组织了为何育杰授予外籍学士的仪式。
迈克尔逊恭喜道:“科学院仅有的两名东亚外籍院士,均来自中国,这是令我没想到的。希望你们可以针对原子世界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绩。”
何育杰为人比较谦逊:“感谢迈克尔逊先生,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
李谕问道:“参战后,美国各大高校的学生和教授莫非也会运往法国?”
迈克尔逊说:“我不能确定,但应当不会这么快。新兵要训练至少1年时间。”
李谕心想,这样的话,何育杰留在美国还是有价值的。
一战美军真正拉上战场参与实战已经到了1918年9月,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两个月。
不过美国参战后倒是有了支援英法更充足的理由,各种武器源源不断运过去。
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英法联军每一次推进,几乎都有数百辆坦克开路。
坦克技术在这短短的一两年中大跨步,已经诞生出很接近现代坦克外形的新型号。
不过美军真正带去的大杀器,并不是以上说的任何一样东西,而是可怕的流感病毒。
大流感导致了四五千万人死亡,远超战争本身,劳动力的大量缺失是双方不得不停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密立根对李谕说:“我可能会加入一个气象机构组织的军队科研小组,最近正在研究李谕先生的《分形与混沌》。”
“高空观测?气象分析?”李谕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