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又做出不少成就，笔记本上多了650个神奇公式。

　　以往很多人都说结核病人会出现回光返照的情况，拉马努金或许就是个例子。

　　印度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要是在孟买之类英国殖民者多的地方还好，但拉马努金的老家就简陋得多了。

　　一年后的春天，拉马努金在被结核病折磨许久后撒手人寰，享年33岁，他临终时身边有妻子、父母、两个弟弟和几个朋友。

　　当天稍晚他们为拉马努金举行了葬礼，但拉马努金的正统婆罗门亲戚都没来，因为拉马努金曾漂洋过海，回到印度后又因病体难支没有进行所谓的净化仪式，在他们看来，拉马努金是受了玷污的。

　　——

　　探访时间结束后，李谕与哈代返回了剑桥，次日，受到邀请进行了一场讲座。

　　剑桥现在的学生数量远少于四年前，李谕的讲座还是坐满了听众。

　　内容偏向于天体物理学，包括一些天文学新成果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

　　讲完后，爱丁顿特地找到李谕谈起了最近的计划：“今年五月会发生一次日食，我将亲自带领队伍观测。我坚信，这是验证相对论的历史性时刻。”

　　李谕说：“好在大战结束了，不然英国政府和军部说不定会因为你想要验证一个德国人的科学观点而不满。”

　　爱丁顿说：“他们一直不满，不过没有什么用，皇家天文学会早就为我说了情。”

　　他和罗素一样，都是反战者，曾因为拒服兵役而面临牢狱之灾（1918年，35岁的他仍然被征召），后来是皇家天文台的戴森说服海军部，同意爱丁顿可以在下一次日全食期间率领远征队检验相对论，以这种方式为祖国更好地服务。

　　所以爱丁顿注定了要去日食观测。

　　当然了，这也几乎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相比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的验证一直是科学界的大难题，通过日食证明光线偏折算是最好做的一个验证试验。

　　广义相对论里有很多东西需要验证，但引力导致光线偏折的现象至少可以先证明广义相对论在现实领域的正确性，毕竟物理学最讲究的就是试验。理论物理学家的所有理论最终还要拿出实验上的直接证据才行。

　　李谕说：“日食观测好像要去赤道一带。”

　　爱丁顿说：“是的，为了防止1914年的覆辙，这次我准备组织两支考察队。一支队伍前往巴西北部的亚马逊丛林；而我则会在几内亚湾的葡萄牙殖民地普林西比岛架设照相机。只要有一处完成拍摄，我们就不用再等到下一次日全食。”

　　李谕说：“我也坚信相对论是正确的，它在数学和物理两个层面都完美无缺。”

　　爱丁顿说：“就是因为院士先生懂相对论，我才愿意给您提这些，现在全世界依旧没几个人明白这个深奥又玄妙的理论。”

　　爱丁顿的最终观测结果还不错。

　　日食持续时间大约五分钟，爱丁顿在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拍摄了16张照片。

　　巴西那边的天气则要更好一些，而且巴西的考察队搭设了两组照相机。

　　但结果不可能当场看出来，需要把底片运回英国冲洗、测量和比较。

　　需要等到9月份才能揭晓答案，但科学家们早就望眼欲穿。

　　在很多人看来，爱丁顿之行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反映了战后英德之间的较量：英国的牛顿理论预言了大约0.85弧秒的偏折，德国的爱因斯坦理论则预言了1.7弧秒的偏折。

　　在巴西拍摄的一套质量很高的照片显示了1.98弧秒的偏折；另一套设备拍摄的照片则有些模糊，因为镜片受到影响，拍摄的照片显示了0.86弧秒的偏折。

　　然后是爱丁顿在几内亚湾普林西比岛拍的底片，由于星星比较少，需要复杂的计算分析数据，最终它们显示大约偏折了1.6弧秒。

　　此前提到过，爱丁顿是个数学上的完美主义者，对广义相对论优雅的数学表达非常痴迷。他没有理会巴西那组较小的数值，毕竟那套设备确实出了问题，爱丁顿比较偏向他本人在非洲得出的有些模糊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值是1.7弧秒多一点。

　　这个结果已经非常符合爱因斯坦的预言。

　　李谕对爱丁顿说：“在下可以赞助你的观测之旅，我的游轮设施先进，而且比大多数你能找到的船只都要舒服得多。”

　　“太感谢院士先生了！”爱丁顿对李谕的提议非常高兴，“现在所有的船都像军舰，非常讨厌！肯定没法与一艘正儿八经的游轮相提并论。皇家学会经费也比较紧张，没法提供战前那样的观测条件。”

　　李谕笑道：“祝你一切顺利。”

第六百三十九章 蹩脚的英语

　　相比伦敦，巴黎要更惨一些，时常能够看见炮火轰炸后的瓦砾或者歪倒的树木，巴黎圣母院的彩色玻璃也因为安全问题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玻璃。

　　巴黎的物资供应和伦敦差不多，也是刚刚开始恢复，煤炭之类的物资还需定量供应。

　　李谕抵达巴黎后，先去拜会了玛丽·居里。

　　她本人心情很好，不仅因为战争结束，而且其祖国波兰还获得了独立。

　　其实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苏俄方面就宣布废除了当年三国瓜分波兰的条约。巴黎和会上，重建波兰的决议很早就获得通过，只不过具体的领土边界没讨论下来，导致一年后又打了一场苏波战争。

　　“李谕先生，你也做了外交官？”居里夫人见到李谕后有些诧异地问道。

　　“并不是，我没有任何官职。”李谕说。

　　居里夫人说：“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生现在是意大利代表团的特命全权代表，我以为同样在无线电领域功劳出众的李谕先生也是如此。”

　　“意大利的代表竟然是他。”李谕倒是不知道这事。

　　意大利战斗力不咋地，运气一直爆棚，现在成了和会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之一。不过他们战场上没打什么胜仗，和会上的要求却不小，要当地中海的霸主！

　　美英法三国只是微微一笑，怎么可能答应？

　　意大利的代表最终提前离席。

　　就是因为意大利的这个举动，间接影响了和会对山东的决议。

　　和会上中国最大的诉求就是要回山东，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并非意大利那样狮子大开口。

　　但是不用说，日本肯定不同意。英法等国因与日本有秘密协议，选择支持日本。只有美国的威尔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以及自己提出的十四点主张，对日本表达了不满，支持中方。

　　但最后意大利因没有满足其主张退出后，威尔逊担心日本也学意大利，只能转而支持了日本。

　　居里夫人说：“报纸上一直说，现在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参加万国和会的都是举足轻重的国际要人。他们天天会晤，谈判时辩论不休、争吵不断，但最终总能言归于好，因为吵架和争论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

　　李谕笑道：“我不擅长吵架，最多说几句他们最常听的脏话。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待在科学界吧。”

　　李谕观察居里夫人的镭研究所挺完整，没有受到任何轰炸。当年这里刚建好没多久一战就爆发，没来得及投入使用，可是法国的科研工作者伤亡却相当惨重。

　　居里夫人说：“战争终归是战争，原来出去作战的人员和学生陆续返回了，至少10%的科研人员死去；战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在校生又有一半以上或者死亡或者负伤，人员很难补充。”

　　李谕说：“以居里夫人的名头，应当有很多人投奔。”

　　居里夫人叹了口气：“很难！这些历经九死一生幸运返回的人，对于是否进入大学或者研究部门十分犹疑。现在物价飞涨、工资入不敷出，工业界的情况总归要好一些，因此大量科技人才涌入了工业界，科技界更显人才凋零，后继无人。”

　　一战对法国的科学事业影响属实不小。

　　李谕只能安慰道：“不用急，慢慢来。既然现在没法开展科研工作，居里夫人可以四处游历游历。”

　　居里夫人说：“那要等我攒点钱。”

　　“您不是还有一次诺贝尔奖的奖金吗？”李谕问，那是一笔巨款。

　　居里夫人说：“战争时期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债，只有两枚诺贝尔奖奖章是重要的纪念品，银行坚决不收才保留了下来。”

　　李谕愕然：“法国发行的国债？它们现在好像一文不值。”

　　居里夫人为此破了产，不过她没有当回事：“至少战争胜利了，今后的薪酬会正常发放。”

　　她每年收入1.2万法郎左右，比爱因斯坦高一些———差距还会加大，主要是德国马克战后太惨，不断贬值，简直如同飞流直下三千尺。

　　“等您安顿好各项事务，可以来一趟中国，”李谕再次邀请道，“各项费用我都会提供。”

　　居里夫人没有拒绝：“好的，我一定会去，最晚明年。”

　　战争时期居里夫人投入到战场后勤工作，忙着用放射技术辅助手术，比如找到弹片位置，没时间外出。现在战争结束，也就轻松了下来。

　　——

　　告别居里夫人后，中国代表团的顾维钧又找上了李谕。

　　代表团知道李谕在欧美的声望非常高，如果通过他来带动一下舆论，说不定会对和谈有好处。北洋政府派梁启超来也有这样的打算。

　　李谕说：“我可以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英法美或许会受到舆论影响，但他们都在疯狂索求自己的利益，法国人更是一门心思针对德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关注亚洲问题。”

　　顾维钧也有些无奈：“确实没有几个洋人能说出山东在哪。”

　　别说现在，就算一百年后，李谕穿越前的时代，在巴黎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让路人说出三个中国城市，都没几个能做到。可以说出来的基本局限在上海、北京、香港几个非常知名的。

　　“和谈进展得如何？”李谕问。

　　“还没开始讨论中国的问题。”顾维钧说。

　　“看来仍要再等一等。”李谕说。

　　两人在巴黎市内随便转了转，停在法国先贤祠门口，顾维钧目光停留在大名鼎鼎的思想者雕塑上：“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见过复制品，真迹第一次见到，有人说可以看看这座雕塑来寻求力量。”

　　李谕说：“罗丹是个励志之人，一个落榜美术生，能有这样的伟大作品传世，令人佩服。”

　　罗丹当年考了三次巴黎美术学院，结果全都没考中，第三次时考官给出了“此生毫无才能，继续报考，纯系浪费”的评价。

　　还好并非每个落榜美术生都长着小胡子。

　　顾维钧说：“可叹我们想破头，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李谕说：“不是有华工这张牌嘛，就算日本人再贬低中国的贡献，十四万华工是无法忽视的证据。”

　　顾维钧说：“的确如此，我们搜集到了很多华工的照片。如果没有华工的付出，局面将更加困难，真的会沦落为和会的第三类国家。但日本人不断借着密约一事向各国施压，令人非常头痛。华工恰好大都来自山东，我很担心，列强最终会按照密约做出决定，我将对不起这些辛苦付出的华工。”

　　“只能尽可能据理力争，然后多争取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帮助。”李谕没啥好办法，因为这属于纯政治角力，考虑的全是利益。

　　实话说，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各种努力已经达到外交上的极限，做得相当优秀。

　　“我们当然会争，但代表团内部也有不和的迹象，十分心累，”顾维钧说，“陆总长向大会提交了代表团名单，第一位是他本人，第二位是来自广东军政府的王正廷博士，第三位是在下，第四位是驻英公使施肇基，第五位则是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陆总长把广东军政府的王正廷列为第二位，一方面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王正廷博士能力不弱，再者也可以对外显示中国现在南北的统一。”

　　李谕说：“陆总长考虑得很周到。”

　　顾维钧苦笑一下：“但北洋政府没有同意，发来电报，坚持让我列为第二位，王正廷博士为第三位。”

　　果然是猪队友，这点小事都要争一下……

　　要知道此时国内同时进行着南北和谈，北方代表是朱启钤，南方代表就是唐绍仪。

　　李谕说：“好在和谈是个马拉松，还有内部调整的时间。”

　　顾维钧说：“没那么容易调和。我们内部开会时，通常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代表团的秘书长施斌先生认为既然王正廷博士代表南方，就应该和北方的陆总长有同样的地位，应该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所以他又放了一把椅子在长桌上首。”

　　“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坐下。王正廷博士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他没有过问陆总长，直接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

　　“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博士有时会用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了。”

　　“此事过后，陆总长气不过，干脆离团出走了。”

　　李谕尴尬道：“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