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钠脆科学家”莱纳德后来抱怨正是协约国的封锁,让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因为肾病而死。
“还有阿斯顿与布莱克特,他们两人虽然也参了军,但都在比较安全的后勤技术部门,战争结束回到了剑桥,”卢瑟福说,“阿斯顿回归了同位素与质谱仪的研究;布莱克特则会接替莫斯莱,与我一起进行放射性研究。”
阿斯顿在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布莱克特则是在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要不是卢瑟福死得早,他应该会与布莱克特一起分享奖项。就是卢瑟福本人可能又会因为颁发的是化学奖而开点玩笑。
李谕又问:“教授的那位合作了十多年的助手盖革呢?”
“他一直在德国,准确说是在德国的军队中服役,与我们是战场上的敌人,”卢瑟福说,“不过他刚刚给我寄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说希望已成过去的战争不致影响科学家之间的友谊,也为他自己荒废了科研工作而感到异常苦恼惋惜。”
“噩梦醒来终归就是早晨。”李谕说。
“是的,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身在柏林的盖革想必身不由己。”卢瑟福说。
因为盖革计数器名留青史的盖革,在二战中又与海森堡一起参与了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只是计划流产了。
汤姆逊这时来到了实验室:“李谕先生,好久不见。我看了你写的关于宇宙射线的文章,正准备与威尔逊一同改进云室,以进行更加细致的探测工作。”
李谕纳闷道:“您还要在实验室工作?不是已经当了三一学院院长与皇家学会会长?”
汤姆逊解释说:“我在这儿工作了三十五年,实在离不开,所以请求学校允许我保留几间实验室,以及部分助手和实验人员。”
卢瑟福笑道:“作为实验室主任,我不会管辖汤姆逊教授的私人领地。”
汤姆逊表现得很大度:“我知道你肯定也希望得到威尔逊的帮助,放心,他大部分时间都会负责你的工作。”
李谕知道卢瑟福想做什么:“原子嬗变的证据很难找到,必须改进云室,拍摄数十万张照片,才有可能从中发现一两个有力证据。”
卢瑟福说:“我已经与布莱克特做好为之花费五年的打算。”
元素的嬗变实验实际上仍旧是卢瑟福当年α粒子散射实验的衍生物。
——要不提到卢瑟福就必然会说这个实验,地位的确太高,物理学十大最美实验之一的大名不是盖的。
卢瑟福关于元素嬗变的设想是,以前都关注α粒子撞击出了什么,那作为炮弹的α粒子去哪里了?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物质?
他提出两种猜测:一种可能是它与靶核结合起来了;另一种可能是它从靶核中反弹了出来。
具体的实验工作是布莱克特完成的。
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观察云室中的反应,因为两种情况的表现完全不同,如果α粒子从靶核反弹出来,那么云室会显出三条从碰撞点发出来的轨迹,即α粒子、质子及反冲核的痕迹;
相反,如果α粒子和靶核形成一个复合核,则只会出现两条轨迹:质子和复合核的痕迹。
布莱克特基于这个原理,拍摄了四十多万张云室照片,然后仔细拣选,终于在1925年找出来8张显示有两个分叉轨迹的照片,从而证明了α粒子轰击氮核产生的元素嬗变实际上是一种合成过程。
即α粒子被氮核吞并了。氮核吞并了1个α粒子后,质子数由7变成9;在合并时,它同时射出1个质子,质子数又由9降为8。这个质子数为8的复合核就是氧元素。氮元素N因为α粒子的撞击变成了氧元素O。
但因为这项工作出名的后来还是卢瑟福,新闻媒体大幅报道后,一些喜欢捕风捉影的记者再次疯狂吹嘘卢瑟福是“现代炼金术师”,写了一堆诸如《点石成金不再是神话!》《哦,卢瑟福爵士,转变元素的魔术大师!》等文章。
那个年代也讲究流量,许多记者不见得有深厚的科学功底,写出的文章难免有科学上的漏洞,渐渐地就让大众以为卢瑟福是个头戴金冠、身披鲜红大斗篷的魔术师,而他的助手们则成了一个个手挥蒲扇、瞪大眼睛瞧着黄金从玻璃瓶生成出来的学徒。
不少吃瓜群众误以为点石成金也是“科学的”,于是梦想一夜暴富,都去研究点石成金。
反正舆论愈演愈烈,但离科学的本质也越来越远。
为了这事,卢瑟福没少给报纸写文章澄清。
不过他自己有时候也解释不太清,因为多年后才严格地证实,用α粒子做炮弹只能轰击轻元素的核,对重元素无能为力。
重元素的原子核有很强的正电荷,对带正电荷的α粒子有强烈的排斥力。重金属又都是重元素,如金的原子量为79。
这里还有个隐藏“小彩蛋”:水银,也就是汞元素的原子量为80,紧挨着金,在一定意义上存在转变的可能性。
历史上东西方的炼金术师和道家炼丹师不可能知道元素周期表,更不可能知道原子量,却不约而同选择了水银来炼黄金,倒是一个奇妙的巧合。
反正布莱克特做的这个试验非常考验细心和耐心程度,好在正好是卢瑟福以及卡文迪许实验室所擅长的。
李谕在实验室见到了布莱克特,他现在只有22岁,非常年轻。
这个人其实挺厉害,不过貌似名气不太大,可能大家都觉得他只是在卢瑟福的实验理论以及实验框架下进行的研究。
而且元素嬗变在几年后更牛叉的人工核裂变面前,完全被掩盖了光彩。
人家核裂变可是蘑菇云,这玩意直接影响了世界格局,被它压一头真没什么办法。
第六百三十八章 观测
剑桥在慢慢回归教学节奏,校园中人不多,李谕闲逛没多久就碰到了数学家哈代。
“你好,哈代先生,急匆匆地要去哪?”李谕问道。
“李谕院士,”哈代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说道,“我要去疗养院看望拉马努金。你见过他的,那位印度数学家。”
“病情很严重?怎么去了疗养院?”李谕又问。
“没办法,”哈代有些无奈地说,“本来得的就是很难医治的结核病,拉马努金的信仰又让他不能吃许多东西,过去的四年物资供应短缺,大大加重了病情。”
“疗养院在哪?我也去看望看望。”李谕说。
“并不远,他刚刚转到伦敦东南郊区的柯林内特疗养院,乘坐出租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哈代说。
“好的,我买点东西。”李谕说。
“不需要,”哈代说,“疗养院里什么都有,而且你根本摸不准他到底想吃什么。”
两人随即来到校园外,拦了一辆出租车。
路上,李谕问起剑桥大学数学所的事情:“我拜访了卢瑟福教授,卡文迪许实验室还未恢复元气。听说大战期间许多数学家也去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还好,军部一直觉得我们有用,可以帮着设计更好的炮弹轨道或者做精细的测绘工作,待在后勤部门没多少危险,”哈代说,“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军部,罗素教授就因为反对战争被解除了教职。”
“额,连反对都不可以?”李谕说。
“他们称其动摇战争决心,开出的罚金罗素先生还是靠着变卖图书才凑齐,”哈代说,“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几个月前,罗素先生又因为反战言行被抓进监狱,判了六个月刑期。”
“只是因为一点反战言行,就被判了刑?”李谕愕然。
哈代点了点头,气愤道:“关键他的反战言行针对的是美国,并非本国。为了讨好大洋彼岸疯狂发着横财的美国,英国政府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就是说罗素先生还在狱中?”李谕说。
“是的,”哈代说,“好在我们抗议后,监狱提升了罗素先生的待遇,可以在狱中继续做学术研究。”
罗素就是在监狱里最终完成了《数理哲学导论》一书。
出租车行驶了一个小时,抵达泰晤士河南岸的疗养所,里面的环境比较优雅,但对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来说,住进这种地方显然不会开心。
床上的拉马努金有非常明显的病态,不过哈代见到他后竟然说:“看起来你比在之前的疗养院时好多了。”
“没错,至少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动,”拉马努金对目前的身体状况显然也很满意,“我应当很快就可以回印度了。”
哈代有些遗憾:“我知道已经无法挽留你。”
李谕说:“现在印度国内的流感没有完全消退,拉马努金先生务必多多留意,流感最容易感染身体虚弱的人。”
——现在印度已经到了第三波流感,最严重的第二波流感连青壮年都没能幸免,原因大家或许比较清楚,就是传说中的免疫细胞因子风暴,即过强的免疫力连着身体本身的正常细胞一起攻击了。
拉马努金并不清楚印度的流感情况,说道:“多谢院士先生关心,我没有在欧洲染上流感,回到诸神庇佑的印度后,更不会染上。”
其实印度正是西班牙大流感时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度,保守估计死了1800万左右。
这个数字异常惊人,单单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死了三百多万人。
印度之所以受创这么严重,一方面是医疗条件太落后,英国老爷们不可能把殖民地的人全都当人。
另一方面就是印度人的丧葬习惯———水葬,他们会把尸体直接沉入圣河恒河之中。
印度人相信圣河可以洗掉死者生前的罪过,让灵魂进入天堂。然后直接把下游无数人也带进了天堂。因为下游的居民仍然在取水饮用、洗衣服和沐浴。
拉马努金对哈代说:“当年把我送到英国的轮船内瓦萨号是不是重新开始载运旅客了?”
哈代说:“是的,但它在战争时期刷上的油漆还没有去掉。”
这艘轮船在战争期间被征召用作了医疗船,后来美国参战,又紧急抽调为运兵船,把美国大兵源源不断运往法国前线。
拉马努金这段时间看了不少报纸,说:“战争对印度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坏事情,甚至让很多人看到了独立的希望。”
李谕说:“你回去了就会发现一个叫做甘地的人正在组织不抵抗运动。”
拉马努金说:“我听说过他,他也是个优秀的印度精英,曾经在南非就领导过一些运动。回到印度后还得到了一些英国人的支持。”
一战对很多地方都算契机,英国被迫调回大量驻印军队,只留下1.5万士兵。与此同时,他们在当地招募了上百万志愿兵,很多人来自最底层的贱民种姓。
作为老牌列强,英国的很多伎俩不得不说又阴险又高明。他们殖民印度时利用了种姓制度,方便控制印度;现在兵力空虚、国力减弱,就故意使用低种姓人,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要不怎么控制如此数量的印度军队不造反。
英国人在招募时向低种姓者许诺:“只要穿上帝王的制服,就可以在婆罗门地区走来走去,爱在哪里吐痰都行。”
甘地老哥刚回到印度时,也表示支持宗主国英国的战争,以换取他们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权。
但英国人怎么可能放弃最重要的殖民地。
殖民当局的种种举动让甘地终于彻底转变为一个不合作者。
哈代从包里取出一封电报,对拉姆努金说:“印度的马德拉斯大学再次邀请你去担任数学教授,并追加了一笔每年250英镑的研究经费,为期六年。加上三一学院的经费,你以后仍旧可以定期来英国。”
“太好了,”拉马努金说,“自从剑桥大学聘我为教授并升为皇家学会会员后,他们的态度简直好到令人不可思议。”
这两个头衔确实厉害,让拉马努金在印度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当年对拉姆努金爱答不理的马德拉斯当局不断向他献殷勤,一直通过哈代与他保持联系。
哈代又照例聊起拉马努金最感兴趣的数字:“今天我与李谕先生坐的出租车牌号是1729,思来想去,我觉得它肯定是个没什么意义的数字。”
刚说完,又加了一句:“希望不是一个噩兆。”
拉马努金立刻说:“不,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在一切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成为两数立方之和的数中,1729是最小的。”
哈代惊讶道:“真是这样?”
拉姆努金很肯定地说:“绝不会出错。”
找一个可以表示为两数立方之和的数很简单,例如2的立方+3的立方=35。但是35不可以表示成另一种两个立方数之和的形式。
一直到1729,才可以用12与1的立方数之和,以及10与9的立方数之和来表示。
李谕早就耳闻这个故事,好奇地问道:“你是如何一眼看出的?”
拉姆努金随口说:“我以前就发现了。”
“差点忘了,组合数学一直是你最擅长的,”李谕说,“难怪李特尔伍德教授说,每个正整数都是你的朋友。”
拉马努金两个月后就会搭乘轮船回印度,再过一年,则会因为结核病加重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