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巴黎大学举办的学术沙龙上，他们还拿出了一封将呈交给克里蒙梭的联名信给李谕看。

　　让·佩兰说：“克里蒙梭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是强硬的人，不知道我们的联名信可以起到多大作用。”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本人已经非常感谢。”李谕说，心中更感一种政治上的无力感，再次庆幸自己不是走仕途。

　　M·德布罗意说：“当年院士先生曾邀请我去中国，可惜因为战争的关系，我与弟弟被军队征召，脱不开身。”

　　“没关系，”李谕说，“你的弟弟情况如何？”

　　M·德布罗意说：“他非常喜欢李谕院士以及爱因斯坦院士，现在来到巴黎大学跟着朗之万教授学习理论物理学。”

　　一战初期，德布罗意被派到了巴黎外围的瓦勒里昂山阵地当坑道工兵，这是个十分危险的活。于是M·德布罗意动用关系，把弟弟转到了埃菲尔铁塔的无线电部门做通讯兵。

　　李谕说：“理论物理届欢迎优秀的人才。”

　　M·德布罗意说：“他只是刚开始接触，人才说不上，以后希望李谕院士指导一二。”

　　李谕笑道：“有朗之万教授就足够了。”

　　朗之万说：“耽误了四年，科学研究也该走入正轨，我再也不想研究什么潜艇探测声呐了。”

　　让·佩兰说：“朗之万教授其实是不想被军部那些外行管吧？”

　　“是的，”朗之万毫不避讳，“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难对付的诉求。”

　　李谕说：“朗之万教授现在俨然是个声学专家。”

　　“这些年真是一直在研究声学，搞得我都快忘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在讲些什么了，”朗之万说，“不过海底声呐探测这方面，远的不敢说，整个法国都没有几个人比我更懂。”

　　让·佩兰说：“说不定过段时间朗之万教授还会被军队招募回去，继续研究海底潜艇探测。”

　　朗之万大摇其头：“不去，坚决不去了！但我在军队的声呐研究留了个尾巴，这两年会抽时间完成。”

　　李谕说：“水下探测项目不错，放弃太可惜了。”

　　M·德布罗意说：“就是，我的弟弟还曾说，闲暇时也想学一学。”

　　“怎么？”朗之万问，“难道他还想去找海底沉船不成？要是能找到，我也不当教授了，随便捞上来一船金子就够我当个大富翁。”

　　李谕笑道：“就算能找到，也要能捞上来，万一在几千米的海底就不好说了。”

　　“就像泰坦尼克号？近海应该没有这么深，”朗之万说，“其实在研究海底声呐时，我一直有个疑惑，想知道大海到底有多深，可惜这个项目需要耗费太多时间在海上，我这人又不是很喜欢坐船。”

　　李谕说：“海洋这么大，想通过船覆盖基本没可能，得靠未来航天的发展。”

　　“航天？飞机？”朗之万问。

　　“有没有一种可能，会在太空的近地轨道上安装卫星？”李谕说。

　　“听起来和你那两本科幻小说有点像。”让·佩兰说。

　　M·德布罗意则说：“要真有这种技术，更难想象未来的战争将发展到什么层次。”

　　朗之万比较开朗：“这种理论都没建立起来的技术，我一点都不担心。”

　　李谕说：“俄罗斯一位叫做齐奥尔科夫斯的学者，已经推算出了火箭理论。”

　　“俄罗斯？”M·德布罗意惊讶道，“还真不能太低估他们。”

　　让·佩兰说：“看报道，俄国还在打内战，许多军队是从我们国家以及英国运过去的。”

　　朗之万说：“那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真顽强，战场风向转变也太快，干涉军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要打败仗。”

　　李谕问：“朗之万教授似乎很看好他们。”

　　“是的，”朗之万说，“要不是法军参了战，我甚至想支持他们。”

　　朗之万多年后还真加入了法共。

　　他此后一直相当反钠脆，为此入了狱。九一八之后，朗之万对日本又大力批评，同时批评国际联盟对日本的纵容；并亲自来了中国考察教育。

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

　　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代表团没太多事，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

　　“任公，欧洲之行感觉如何？”李谕问。

　　“不过尔尔！”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我在伦敦游历时，居住的是一等宾馆，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煤炭供应不上，屋中异常寒冷。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

　　李谕笑道：“难怪任公买了新衣服，原来是冻的。”

　　梁启超说：“巴黎、柏林、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破坏力也要强太多。”

　　李谕说：“真比起破坏程度来，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

　　蒋百里顺着说：“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

　　“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状态。”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李谕说。

　　梁启超说：“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

　　李谕说：“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深以为意：“疏才是西学大家，一语中的！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文化差别，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变法维新屡遭失败，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

　　李谕说：“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

　　“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

　　李谕拿过纸条：“黑夜工人？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南美洲。”李谕说。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猫眼三姐妹》。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都会留下一个标记。

　　梁启超大笑道：“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李谕说，“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黑夜工人”这个组织之名。”

　　梁启超说：“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对，”李谕说，“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自己没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

　　“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雅各布问：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说：1200法郎。”

　　“雅各布说：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烧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