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已经传遍巴黎。

　　“为了几笔借款，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梁启超恨恨道，“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

　　蒋百里说：“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

　　李谕说：“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明明停战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同意缔约？”

　　蒋百里叹道：“根本无法解释！”

　　梁启超冷哼道：“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实在可恨至极！”

　　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

　　蒋百里问道：“疏才兄与美国关系不错，威尔逊总统也是个好人，又反对秘密立约，真不能再争取？”

　　李谕摊手道：“不仅秘密立约这一条，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王牌。威尔逊看重国际联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软肋，于是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总统只能转变立场。”

　　梁启超越想越气：“今天不写书了，我要给国内先发一封长文电报！”

第六百四十二章 达达

　　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法文书店当然白搭，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李谕走进一家店面，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李谕瞄了一眼，我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你是杜尚？”

　　“你是李谕院士？”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杜尚说：“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是的，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仅和会上的政客，就连咖啡厅、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顿了顿，加了一句，“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于是问：“要是有人告诉你，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哪？”

　　杜尚说：“或许必须有政治，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断政治观念，正像判断艺术一样。”

　　李谕说：“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争吵不休。”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上帝哪？”李谕又问。

　　杜尚说：“上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

　　“我明白了，”李谕说，“你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只是压根不想关心上帝这个问题。”

　　杜尚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看看你的这幅作品吗？”李谕指了指他手中的那幅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明信片。

　　“当然可以。”杜尚递了过去。

　　李谕看了看，本身只是一张随处可以买到的印刷品，杜尚在上面给蒙娜丽莎画了两撇胡子还有山羊胡，并落款了几个字母：“L.H.O.O.Q.”

　　李谕法语水平不高，不过一个人学其他语言，往往先学会骂人的话，这几个字母如果用法语读出来，就是一句脏话：Elle a chaud au cul ！ Mon dieu ！

　　翻译过来，近似于“她的屁股热乎乎”，或者干脆点“她有一个骚屁眼儿”……

　　李谕笑道：“真是太有反权威的味道了。”

　　杜尚得意道：“达·芬奇是位无与伦比的画家，《蒙娜丽莎》举世皆知，人见人爱，用它来制造一个丑闻实在太来劲了！而且我发现这位可怜的女郎被画上胡子后变得非常强壮，这对于达·芬奇的同性恋真是相当合适。”

　　杜尚提到的“同型恋”说法最早出自1910年时弗洛伊德的分析，他用曲折繁复的手段证明，蒙娜丽莎那谜一般的笑容和艺术家在笔记里记录的儿时的一个梦境有关。弗洛伊德说，那个笑容是达·芬奇记忆中母亲的笑容，而且在艺术家那里转化成他自己被压抑了的欲望———对自我的一份迷恋，或者说，也就是对于同性的迷恋。

　　杜尚又说：“令人惊奇的是，添上胡子后，你再看蒙娜丽莎，她就成了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这是我的意外发现。”

　　“你准备发表它吗？”李谕问，“最好离开巴黎后再发表。”

　　杜尚摇头道：“我没有这样的打算，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

　　他确实没准备发表，是其朋友收录在了一本艺术杂志中，没想到此后引起艺术界的轩然大波。

　　杜尚是典型的艺术“玩家”。

　　1912年他就创作了非常有名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不过1913年以后，杜尚就放弃了绘画。

　　一战前后，杜尚转向达达主义，成了达达主义的代表。

　　所谓的达达主义其实就是一战的残酷催生出的一种艺术形式，反权威、反艺术、反战。杜尚的《泉》即典型。

　　不过达达主义的存在时间非常短，一战结束没几年就消退了，被超现实主义所取代。

　　杜尚从书店中搬出一摞星战全集和异形全集，对李谕说：“我很少会对科幻作品感兴趣，先生的这两部却实在让我如痴如醉，其中瑰奇的想象力超越了很多艺术家。”

　　“你是要我签个名？”李谕笑道。

　　“是的，”杜尚点头说，“不过最好不要用俗套的钢笔，有没有你们中国的毛笔？”

　　李谕说：“毛笔一时之间不太好找，不过我随身带着一枚印章，出自一个叫做齐白石的中国篆刻家，我想你会喜欢。”

　　“篆刻？好极了！”杜尚说。

　　李谕随即签字盖了个章，然后说：“杜尚先生能不能也送我一件艺术品？”

　　“可以。”

　　杜尚略一思索，拿起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支票：“这叫做《大一号的支票》。”

　　确实比正常的支票大了好多，画得很精致。

　　李谕接过来，说：“我很喜欢。”

　　杜尚有挺多有趣的创意，后来还用一个瓶子装了50cc巴黎的空气，送给一位纽约的朋友，因为杜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缺，因此我带给了他们50毫升巴黎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