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李谕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要是教育不能成功，学生就不得不长期留学。他们将永远向西面求学，而自称弟子之国。若是如此，神州的新文明之梦，终究只是虚幻罢了。”

　　梁启超感叹说：“苗头本来已非常好，不过局势不知道是不是又要变天。”

　　胡适多少也有些担忧：“广东的军队已经攻陷整个湖南湖北，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当年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竟然已被打得丢盔卸甲。”

　　北伐的方针是苏联顾问建议的：先打湖北的吴佩孚；然后从湖北经江西，打江浙的孙传芳；最后是京津直隶地区的张作霖。

　　估计他们也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

　　吴佩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失掉武汉重镇，彻底败退，再也没机会做大帅。

　　与此同时，三战南昌后，北伐军虽损失很大，孙传芳却在这里直接耗尽15万精锐主力，再也不可能守住江浙。

　　北伐军的兵锋马上直指上海、南京。

　　梁启超说：“突然想起当年去欧洲时，疏才兄弟对我说的话，战争的胜负短期看军事，中期看经济，长期看主义。如今国内的局面几乎就要印证。”

　　李谕无所谓道：“既然是长期，还要继续看下去。”

　　“几位先生在聊什么？”徐志摩和陆小曼端着杯子过来敬酒了。

　　“随便聊了聊教育、留学和当下的时政。”胡适说。

　　“几位都是大学问家，学生今后要多向先生们请教。”徐志摩恭敬道。

　　陆小曼随即欠身说：“志摩和小曼敬酒一杯，以表谢意。”

　　梁启超只“嗯”了一声。

　　胡适忙圆场道：“祝两位百年好合。”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谢胡博士。”徐志摩和陆小曼说。

　　吕碧城则起身对陆小曼说：“追求自由婚姻的精神值得这杯酒，希望可以在整个社会上引导如此风气。”

　　陆小曼虽贵为京城名媛，但现在的吕碧城可是才女领袖，她轻声回道：“感谢夫人支持。”

　　徐志摩知道李谕刚从美国回来，语义含糊地问了一句：“美国那边……挺好吧？”

　　“好极了。”李谕说。

　　“那真是太好了！”徐志摩又胡乱回道。

　　李谕喝了敬的酒，对他说：“好酒！让我记起陶行知说过的一句话，爱情之酒甜而苦。两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随便喝要中毒。”

　　徐志摩说：“陶先生不愧教育大家，学生记住了。”

　　两人敬完酒后，去了其他桌。

　　梁启超这时才哼了一声：“夫人，你说话太客气了，这哪是什么好风气？”

　　吕碧城柔声说：“慢慢来嘛。”

　　梁启超心中有气：“他们两个分明是只知爱情，不懂婚姻，早晚要出事！”

　　吕碧城自然明白梁启超是害怕徐志摩最终毁在这桩婚姻上，于是安慰说：“小曼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以后的事情，就让他们以后去学吧。对待新人，总归要祝福。”

　　梁启超重重叹了口气：“管不了，根本管不了！”

　　第二天，徐志摩和陆小曼专门去清华园拜访梁启超，想解开婚礼之日的误会。

　　梁启超见木已成舟，没有再难为他们。不过在给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林徽因的信中，却看得出他心中并没有真正原谅徐、陆两人：“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爱上了，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我屡次告诫志摩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情。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矣！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

第七百章 白色恐怖

　　李谕这间密室不仅收藏古董，有时候也会与一些人进行私密级别比较高的对话，比如刚从日本回来的姚宏业。

　　李谕现在是三井的隐形大股东，把从三井财阀赚到的钱通过三井旗下的第一国立银行先经由大卫·别克的手转入美国和英国的部分银行，然后再悄无声息转回国内。

　　美国这只“白手套”不用白不用。这一番周折会多损耗三四个点的手续费，为了安全只能如此。

　　姚宏业拿出几张单子，对李谕说：“先生，张作霖控制了东北的大豆收购。”

　　这是个很重要的信号，所以姚宏业才会专门来向李谕汇报，但李谕其实并不十分惊讶，问道：“满铁和三井什么态度？”

　　姚宏业说：“三井财团的高层异常愤怒，他们想游说日本陆军部、黑龙会威胁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

　　李谕冷哼道：“果不其然。”

　　咱们说过，三井财团虽然在二战时期名气不如造了大量军用武器的三菱出名，但在侵华日军的后勤物资方面，三井可是握着大头。

　　后勤能力直接影响前线作战，向来极其重要，古时候的开国第一功臣如汉朝的萧何、明朝的李善长都是搞后勤的，属于虽然不如前线大将风光，但实际作用很大的位置。只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往往也是潇洒的前线大将，如韩信、徐达、常遇春，对后勤反而不太重视。

　　就连诸葛孔明，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打仗能手，其实人家更像后勤专家，打仗反而是最后的。

　　三井在中国的大本营就是东北。这几年三井通过大豆种植和一些买办阶层已深入东北的各个角落，他们以中国人的名义收购东北优质粮食，再转卖给日本军部，赚取差价。

　　但张作霖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局面，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也盯上了大豆这块肥肉，于是他决定不再和日本人合作，自己垄断东北的大豆收购权。

　　三井高层自然相当生气，大豆的利润倒是其次，三井真正在乎的是大豆的纽带作用。

　　东北的资源虽然丰富，但目前可供贸易的产品不多，大豆是最保值的硬通货。通过大豆，三井可以在东北建立贸易网络，如果大豆断供，那东北分店可能就会倒闭，三井也会因此失去这个东亚最具潜力的市场。

　　所以三井才会与张作霖结下无法化解的梁子。

　　姚宏业问：“需要告诉张作霖吗？”

　　“不用，他听不进去，”李谕说，“还是按照我们的既定谋划，暗中做事。”

　　“我明白了，”姚宏业顿了顿，又说，“而且实际上我讨厌日本人，也不喜欢张作霖。”

　　李谕拍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你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每天面对的没有几个好人，但有些事必须做，一定坚持下去。”

　　姚宏业抖擞精神：“先生放心！”

　　日本人当然最讨厌，而姚宏业也绝对不会喜欢张作霖。

　　李谕还在欧美的时候，京城掀起了一阵白色恐怖。

　　张作霖进京后，竟杀了着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举国震惊。

　　民国初年的新闻业本来还算自由，就算查封报馆，也很少说仅仅因为人家骂了几句就杀人的。

　　当年戴季陶在报纸上发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一句话四个“杀”字，直指当时的总统袁世凯，老袁都没找他的麻烦。

　　而第一代军阀落幕后，第二代军阀明显就控制不住权力欲了。

　　《京报》社长邵飘萍的死，只是因为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叛乱的郭松龄。邵飘萍把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头像并排放在报纸上，张作霖照片下大书“贼头目张作霖”，郭松龄的照片下则题“东三省救主郭松龄”。

　　张作霖大为生气，奉军进城后，立马要弄死邵飘萍。

　　邵飘萍本来已躲入东交民巷避难，但奉军派出特务疏通了邵飘萍的好友，谎称奉军谅解了邵飘萍，他才离开东交民巷，刚一到家，就被等候的特务抓获。

　　有人去找张学良求情，少帅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邵飘萍死后仅三个月，同样在北京天桥刑场，《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惨遭毒手。

　　百日之间，两名报人凄惨被杀，时人称之“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是因为写了一篇文章骂张宗昌的属下潘复，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gaowan”。

　　潘复气得七窍生烟，要林白水登报道歉并请罪，林白水则说“言论自由，不应以暴力干涉”。然后潘复就到张宗昌那里，诬告林白水是赤色人物。

　　第二天，林白水便被军阀拉去刑场处决。

　　荒唐，何等的荒唐！

　　两人都只是写了篇文章罢了，而且整个被杀的过程连一点像样的审判都没有，真是想杀就杀！毫无共和、民主的一点理念。

　　整个民国时期，互相谩骂的事多了去，要这样，怕是所有人都要掉头。

　　此前北洋政府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短短百日之间两名报人被杀，足以说明时局的白色恐怖到了什么地步。

　　如今北京各大报馆噤若寒蝉，基本没什么写时政的文章。

　　——

　　西山碧云寺。

　　李谕与吕碧城带着鲜花前来悼念孙先生。1929年中山陵修建完成之前，他的棺椁一直在这里。

　　后殿挂着很多挽联，当然了，并没有最出名的章太炎那一幅：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上联暗讽孙先生北伐挑起战争，下联更为严厉，以秦的“虎狼之国”比喻苏俄，意指孙先生引狼入室。

　　章太炎还是那副样子，除了自己，不允许任何人骂孙先生。

　　两年后，中山陵落成，本来是由章太炎写墓志铭，他也觉得只有自己有资格写孙先生的墓志铭。不过章太炎与老蒋有私怨，被老蒋驳回。

　　最后碑上没有墓志铭，成了着名的一座无字碑。

　　（好像当时还有人提议写上“天下为公”四字，感觉也挺好，不知道为什么也被拒了。）

　　李谕刚出后殿，就看到一个僧人拦住一名美国记者。

　　“这里不允许带拍照设备。”僧人说。

　　美国记者只好把相机放下，转身看到了李谕。

　　“李先生！”

　　李谕也认出了他，就是之前火车劫案时的那个美国记者鲍威尔，现在他成了欧美在华的顶级名记。

　　“你不是在采访前线的交战将军吗？”李谕问。

　　“刚刚回来，”鲍威尔说，“前线退得太快了，我甚至跟不上！”

　　“你是采访的玉帅？”李谕说。

　　鲍威尔说：“是的，我最终在河南信阳才草草完成采访。吴佩孚将军不愧一名儒将。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拿着一本破旧的线装书，不时看一眼。”

　　“我问他是什么书。”

　　“吴将军回答说，《吴越春秋》。然后补充了一句，“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