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推广制度也讲究方法,毛爷爷说过,要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拉拢一部分人,打压一部分人,减少阻力,才是正确的道路。”
“另外就是北宋制度已经非常僵化,范仲淹改革实际上只是做了很多微小的调整,根本没有大刀阔斧,但就算是这样,还是被这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如此反对,这是因为大宋的官场缺乏活力。”
“跟一群虫豸在一起怎么搞得好政治呢?所以除了改革路线要清晰以外,还应该注入更多的活力,至于怎么注入活力,我就不知道了,对《宋史》我确实不太感兴趣,没有深入研究。”
赵骏把他对于庆历新政的了解都一一告知了范仲淹,范仲淹也都很用心地全都记下来,这些天他光听课就已经听了很久,这些内容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同时还让他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他的帮助很大。
一直到下午时分,赵骏吃了晚饭,回房间休息,范仲淹才带着今日的收获下班。在回去的路上,即便是坐在轿子里,他都一遍一遍想着今日的内容,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酉时初的时候,范仲淹回到了自己位于大观巷的家里,此时正值夕阳下山,一缕阳光透过书房的大门,将地面映照出一条长长的橙色光波。
斑驳点点的光洒落在地上、窗台上、书架上、书桌上、画卷上,屋内大多数地方都是阴暗的,唯独在南面靠近窗台的下方,桌案边范仲淹那张刚毅的面容,下半张露在阳光里,上半张隐在阴影中,明暗交织。
他严肃地坐在书桌案前,案上摆着密密麻麻了无数纸张。
皇宫里记录的册子不能带出皇宫,因为皇帝和宰相们每天都要看,但他回来之后,都会把今日的心得写下来,藏匿在暗格里,每天下班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拿出来看。
这里面记录了很多他觉得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以及未来需要改变的事情。
“赵骏说改革不是请客吃饭,需要的是毅力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但现在还不是改革的时候,他说得对,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还是要先平息外患,再解决内忧。”
范仲淹把目光投向了右边单独拎出来的几页纸张,那是他在为之后前往西北担任陕西经略使,为李元昊立国做准备的一些想法。
赵骏认为宋朝想要打败李元昊不太可能,范仲淹去也就最多防守住李元昊的进攻而已,但官家那边希望他能够打一次胜仗,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为此他做了不少努力。
比如他希望去了边关之后,改变西北军制,加强边兵训练,修缮破旧城墙,就地让边民以及朝廷派遣部分禁军前往西北兴修水利、屯田垦荒等等。
关中地区在唐时极为繁荣鼎盛,但到了宋代却已经没落,如今还有大量的耕地荒废,如果能开垦的话,能缓解很大粮草压力。
主要是安史之乱加上五代十国屡次让关中地区遭受战乱,等到宋初的时候,关中盆地人口已经不足唐朝鼎盛时候的五分之一,长安这座百万级别的国际大都市,常住人口居然只有十二万。
但开垦荒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唐代在中华文明里太璀璨了,关中经不起这么繁华,泾河、渭河、黄河等河流上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泾渭分明从周朝就已经出现,到宋代的时候渭水也变得浑浊,到后世时渭水甚至比泾河水还要深。
所以范仲淹清楚屯边开荒没那么容易,水利设施也必须跟上。
距离李元昊立国还有两年,距离开战还有三年,范仲淹觉得他能够在这两三年时间里,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么接下来就是改革事宜。
范仲淹目光看向桌案上左手边另外一堆纸,相比于西北战事,他更看重庆历新政。
毕竟这才是能改变国家积贫颓弱的东西。
在纸张上,他写下了很多,那是他准备上奏给官家的劄子。
像“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推恩信”全都有。
并且还多加了十余条。
如“肃官风”“审总计”“考成法”“查贪腐”“方田税”“募徭役”“将兵制”“严利税”等等。
后面的那些是借鉴了不少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另外也有一些赵骏的建议。
范仲淹在纸条上梭巡了片刻,然后又加上了“裁弱兵”“保甲制”“市易务”“发均输”“入基层”“常调动”“算后账”“三舍制”等等。
这些内容几乎涵盖了官吏、土地、法律、军队、经济、教育等多项改革,比历史上的庆历新政还要激进。
如果按照赵骏的说法,这里面至少得划掉二十来项,只能保留不到十项。
可范仲淹看着上面的内容,丝毫没有改变的意思。
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
这几天官家他们偶尔才来,一直都是范仲淹陪伴在赵骏左右。
所以时常能私下从赵骏的嘴里听到一些有趣的话。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这句话给了范仲淹很大的启发。
他听到了历史上后来为什么自己能够庆历新政失败,是在于触动了整个利益集团。
既然仅仅只是如此小的一些变动,就引发了滔天大的波澜,那自己为何不把这天捅破了呢?
范仲淹看着桌案上的那些铺满的纸张,里面每一项他都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加起来字得有数千上万。
若是那些贪官污吏,庸官懒官,地主商人,无能的兵将看到,恐怕已是肝胆俱裂。
“听赵骏说,后来王安石有个称号,叫拗相公,说他固执如牛。”
“却不知道,凡有改革国家壮志者,就要有这样的固执,否则若是不能坚持到底,变法中途而废,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才叫大。”
“王安石青苗法不能实施下去,就是在于吏治差,赵骏说得没错,要想改变国家,首先就必须要政治清明。”
“政坛不能是一滩死水,人人都想着蝇营狗苟,碌碌无为,那这个国家还能长久下去吗?”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让我来担这个拗相公的名声,官家让我从长计议变法之道,我偏要逆行,将改革之道,贯彻到底。”
“想来就算赵骏眼睛康复了,他也会支持我的想法。希望到时候,他也能站在我这一边!”
范仲淹举起手足的毛笔,又沾染了一些墨,将他新写的几条添置了细节内容补充之后,就从旁边的桌案下,拿了一策空白折子出来,稍微思索,便开始奋笔疾书起来。
第51章 茶商们的反击
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一直风平浪静。
交子务和见钱法开展颇为顺利,朝廷的财政也比较稳当,挪用了部分交子务的钱用于收购粮食。
特别是成都那边听说汴梁也开通了交子务之后,到六月中旬,成都的商人也大批往成都府交子务存钱,以方便去汴梁做生意。
从五月份交子务开通,到六月中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汴梁和成都府交子务府库就多了将近二百万贯钱,以至于成都官府需要扩充仓库,才能存下这些现金。
虽然只是商人存在里面的,但看到这么多钱进账,还是让赵祯喜上眉梢。
赵骏预料的没错,银行作为国家帮商人代理保管现金的机构,的确可以为商人带来巨大的方便,会诱使大量的商人往里面放钱。
历史上仁宗朝仅仅只在成都府一个地方设立交子务,允许存放的钱币是125.6万贯,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成都那边是不限制百姓用交子的,市面上流通的交子特别多,甚至已经有伪造交子。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多发交子,官府管不过来,所以一直处于小范围经营状态。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能满足成都府一地的商业需求,在交子务开展之后,成都府商业极其繁荣,仅仅依靠这125万贯的存储,就造成了商业份额大涨。
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问题成都府交子务停办,导致成都商业一落千丈,经济萧条,转运使张若谷和知州薛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奏宋仁宗重新把交子务开起来才缓解燃眉之急。
因此在整个大宋商业氛围如此繁茂的情况下,开展银行业务其实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既能解决“钱荒”,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带动手工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的前进。
另外就是真正的大商人都是全国运货,不像成都府那样,交子只能在一府之地用,这就说明整个大宋的经济运转体系可以发行的量远不止区区126万贯钱。
至少明清时期,发放的银票都是以千万两计算,而宋朝的商业繁荣程度比明清都要强得多,光税收每年就几千万贯。
这足以见得宋朝每年的商业交易都是数以几十亿贯来计,也意味着对于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如果利用的好,即便只是吸纳个千万贯作为准备金,大宋朝廷发行个四五千万贯交子不成问题。
但前提条件是朝廷的国库本身就比较健康,有充足的准备金。
不然像历史上宋徽宗时期,国库明明没钱,却还要疯狂印交子,发行的交子达到了仁宗时期的20-40倍,也就是2000-5000万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赵祯还算比较克制,没有超支滥发。
由于汴梁和成都现在都承认交子作为官方货币,他如果选择多发交子,搞个几百万贯,会让这两地的物价出现巨大的波动,得不偿失。
因而目前也仅仅只是挪用了交子务的一部分货币储存,属于比较常规的操作,只要不发生全国存交子库的商人一起挤兑,大抵就不会造成交子务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并没有太大波动,除了粮价涨了一些,造成茶叶价格稍微下降了一些以外,倒也没什么其它的问题。
赵骏依旧是每天早睡早起,没事的时候就用笔记本听歌——当初来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偏远山村可能存在无线网络断开的问题,他电脑里提前下载了很多电影和音乐用于打发时间,教晏殊和范仲淹帮他打开音频文件就行。
他的眼睛也一天一天恢复,在御医的不懈努力下,通过针灸散淤,眼睛好了很不少,即便是透过厚厚的纱布,也能感觉到白天亮堂的阳光。
这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笔记本电脑给手机充电,遗憾的是不知道是手机线坏了还是手机坏了,充不进去。
反倒是笔记本成为了他唯一的电子产品。
当初进山的时候,他的手机揣口袋里,笔记本放在笔记本包,再收纳到行李箱中,泥石流爆发的时候,手机必然进水进泥巴,笔记本因为有行李箱和笔记本包保护反而没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太阳能板,卷起来很小,总共四快,用塑料薄膜包着放在行李箱。
这东西在某宝上二百多块钱,特别便宜,还是第三代升级版,有防水帆布包,双USB接口,支持QC快充。
那时也是想到尼尼村在深山老林里,可能会有供电影响,就买了一个。没想到如今全村停电,它成为了全村的希望,赵骏还能听歌全靠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汴梁内外,时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
直到六月二十七日上午辰时。
距离交子务开设将近两个月之后,樊楼东三层天字号癸间的雅屋内,宽大的屋子里间与外间挤满了人,有四十多个,场内颇为沉默。
屋里没有开窗,桌上一鼎蓝釉三足炉散发着幽幽的清香,让本就有些不透风的房间里就变得更加闷热。
大家或坐或站,或双手抱胸,或站墙而立,谁也没有人说话。
如果田昌在的话,就会认出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成都府路以及汴梁一带有名的茶商。
场间安静了好一会儿,过了片刻,之前去码头接田昌的周云升才缓缓开口说道:“诸位,开弓没有回头箭,干吧。”
“真的要干吗?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些?要不要再商榷一二?”
有人说道。
另外一位王家家主王敏环顾众人道:“朝廷断了我们的财路,如果不想办法阻拦见钱法的实施,明年你们别说还能拿到钱币,茶引估计都拿不到多少了。”
“是这么个理,但你们汴梁茶商已经被朝廷断了茶引,听说还有几家被下了狱,这次就算成功了,朝廷要是秋后算账怎么办?”
有个成都茶商接茬道:“而且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就这么明目张胆跳出来,会不会太冒失了些?我等是为了求财,又不是去送命……要不还是等过一段时间,看看朝廷那边的口风再说吧。”
“是啊,现在这么做过于激进了点,惹怒了朝廷,我们可就遭殃了。”
“还是再等等吧,也许还会有转机。”
“等什么?”
周云升大怒呵斥道:“再等下去,今年米麦你们还能收到?茶引还能拿到?耽误一年的入项,那么大的家业顷刻间就要倒下,不拼一拼以后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他这么一说,便让众人面面相觑。
虽然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就说汴梁富商家产十万贯以上的比比皆是,百万贯以上者也有不少。
但实际上大宋的商人们真没那么有钱,当时腰缠万贯就已经是土豪,在一般县城里当个首富都没问题,更别说百万贯以上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