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借此说：“伊卡洛斯在父亲代达罗斯指导下学会了飞行，由于鲁莽而遭到毁灭。我担心人类在现代科学人的教育下学会了飞行之后，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

　　“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会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去放纵自己的集体激情……”

　　“因此，现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纵激情之力量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就是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的原因。”

　　不过罗素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灾难，虽然论据和论点也很站得住脚，但和现在科玄之争的人生观问题有点不相干。

　　而且其实国内的科学派反对起来很容易：“宁可如你们所说，被科学所毁；也不能裹足不前，因科学落后而被列强所毁！至少科学强，可与列强并驾齐驱。”

　　两边激战正酣之时，半路又杀出来另一派，以一枝独秀陈仲甫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但从他们的主要观点看，大体可以认为站在科学一派。

　　但仲甫先生看得较为透彻：玄学一派虽然结论不差，但确实不应该把一战归咎于科学，因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本来就是缘于黑死病席卷欧洲后对人的重视，科学的发展最初也是想通过机械解脱人力，因为欧洲人死得太多了。

　　而胡适等人又过分看重“科学万能”这个底牌，在思想深度上并没有本质的超越。

　　所以仲甫先生感叹了一句：“只可惜一般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经投降了”。

　　——是一个讽刺味十足的判断。

　　说到底，大家都认为站在科学顶流的是李谕，想问问他的观点。

　　李谕这段时间静观其变，已经积压了很多编辑部的求稿。

　　是时候做个小小的总结了。

　　如果从结果看，这场论战显然是科学派赢了。

　　主要是玄学派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太大反差，质疑科学的适用尺度不啻于反对科学，所以才会激起科学派的强烈驳斥。

　　但要是单独拎出玄学派的问题，即科学能解决人生观吗？“科学”派没有胜算，也没有一位学者给出全面和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

　　李谕慎重思考后，提笔写道：“过往上千年，不管科学还是人文社会，都与确定性离不开关系。万事万物似乎必有法则。”

　　“但这些年科学的进展很清晰地显现出不确定性的，无论解释自然规律的物理学还是严谨的数学。这种不确定性很快蔓延到了文化、艺术等领域。”

　　“很多问题似乎也没有确定性的答案。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样无法预测，充满混沌。”

　　“而要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纬度，其实科学与人文本来就不是相分隔的。”

　　“所以我认为，玄学，或者说哲学，与科学的合作，无论为知识或为人生，都不可或缺。强行让二者分离，只能让二者同受灾害。从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方面看去，科学促成玄学，玄学帮助科学，是显着的事实，也是知识界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如同我说过多次的那句话，“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

　　“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只有相辅，才能相成，不是吗？！”

　　这篇有点“和稀泥”的文章最后，李谕还俏皮地加了一句：“只讨论人生观是不是也不够，还有世界观与价值观哪？”

第六百八十三章 家长会

　　厚德福饭庄。

　　三个孩子撺掇之下，让李谕和钱学森、钱三强的父亲来了个小小的“家长会”。

　　饭庄梁老板见李谕到来，立马热情招呼：“李大学士，欢迎欢迎！今个儿您点什么都免单！”

　　李谕说：“不用这么客气。”

　　饭庄梁老板说：“犬子梁实秋考上留美资格，我们全家高兴得很。”

　　李谕说：“那是学生自己努力，我没什么功劳。”

　　梁老板心情很好：“李大学士不用太谦虚了！这是我们一点小小心意。”

　　李谕笑道：“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下次多给你介绍客人。”

　　梁老板说：“得来！几位里面请！”

　　饭庄专门给李谕安排了一个雅致的房间。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与李谕见过好几次面，给李谕介绍道：“这位就是钱均夫先生。”

　　李谕同他握了握手：“幸会幸会！”

　　钱均夫说：“院士先生本人学问大，而且教子有方，令人佩服。”

　　李谕说：“平时忙碌，其实没多少时间教育。”

　　不过再怎么说，作为穿越者，多年的读书经验也不是闹着玩的，至少在孩子小时候，有些东西李谕还真能比现在的小学教得好很多。

　　钱玄同说：“教育在心，不在时间长短。”

　　李谕好奇道：“你们两家都姓钱，有没有什么关系？”

　　钱玄同说：“祖上应该都是吴越钱氏，不过这么多年过去，只能追到那时候了。”

　　上千年过去，确实已经基本没有血缘关系。

　　“原来如此，”李谕说，“闲儿带两位钱老……小同学去我家玩过，主要喜欢我家的藏书还有一些仪器。我观察他们似乎从小就受到了非常西式的教育。”

　　钱玄同说：“自然要摒弃咱们自己过往的恶习，三强还不叫现在名字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私塾里教的“三纲”便是千古陋习，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通通都是屁话！它们根本不是“三纲”，而是三条缠绕了中国人两千年的麻绳！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缠下去……从现在开始，将来再也不能用旧礼教的绳索束缚孩子了！”

　　“钱先生说得好极了！”李谕鼓掌道，“对了，刚才你提到三强这个名字是后取的？”

　　“对，他从小的名字叫做钱秉穹，”钱玄同说，“后来我发现他与另一个同学闹着玩时，称对方为“太弱”，对方则称他“三强”。我问其原因，他说，因为他的体育成绩好，然后排行老三，所以被同学叫作“三强”。孩童的话有时也很值得借鉴，名字嘛，本来就是一个符号，“三强”这个名字我认为更好，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在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都进步的意思，所以便用了下来。”

　　“确实是个好名字，”李谕没想到还有这层故事，然后又问，“听闲儿说，你决定让孩子选法语作为外语科目？”

　　钱玄同说：“正好学校里开设有法语课程，我研究多年语言学，即便不懂外文，也知道法文比之英文要复杂高雅一些，要学就学个有深度的。”

　　李谕笑道：“要是以后用法语学数字，可能会很痛苦。”

　　钱玄同不以为意：“法国的科学不是很强嘛，肯定无妨。我反而觉得中文在翻译科学方面，有巨大缺陷。”

　　又说回钱玄同宣扬的废除汉字上了。

　　李谕说：“中文强在包容接纳，无须担心。”

　　钱玄同叹了口气：“不能不担心。”

　　他虽然是最坚定的废除汉字者，但其本身初衷还是希望中国变得强大，而且现在已经没有那么过激，转而研究注音文字了。

　　“不久前的科玄之争，我也坚决站在科学一派！即便我研究的是玄学，”钱玄同又说，“我多次教育三强，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要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然后决定取舍。就算阅读古书，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这样才能弄明白文化的变迁，才能对社会满怀改革的热诚。时代总是要向前进的，学了科学技能，才有本事改变现状。”

　　钱均夫说：“我与先生有同样观点，所以鼓励学森多学西学。同时也是我们希望让孩子将来以院士先生为师的念头由来。”

　　“这可使不得，”李谕说，“我怎么能当两位钱老……钱同学的师傅。”

　　“怎么当不得？”钱玄同说。

　　“我……”李谕不知道怎么解释。

　　钱均夫说：“院士先生曾当过帝师，总不能不愿再当普通人家孩子的师傅了吧？”

　　话说到这份上，李谕没法拒绝了：“好吧！我只是担心耽误孩子，不知道自己擅不擅长教育。”

　　钱玄同说：“院士先生多虑了，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哪有学不好怨师傅的。”

　　李谕笑道：“主要两个孩子确实是神童。”

　　“我现在反而怕孩子是神童。”钱均夫说。

　　“伤仲永？”李谕问。

　　“是有这样的担心。”钱均夫说。

　　“我想您是多虑了。”李谕说。

　　“不管怎么说，神童也罢、庸才也罢，要先生好好教一教了。”钱玄同说。

　　反正最多就是周末补个习而已，花不了多少时间。

　　李谕说：“没有问题，而犬子也要仰仗钱先生补补国学课程。”

　　“这个更简单，”钱玄同说，“再说了，这些东西，补不补的，还有什么用处？”

　　李谕说：“中国人嘛，总要传承下去优秀的文化。”

　　正好互补上了。

　　不过李谕确实能让这些将来的科学大牛早点接触到一些最先进的科学内容，就算不会教，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两位钱老面前，他们自己就能琢磨明白，根本不用费心。

　　——

　　李谕回家时，在东厂胡同口见到了总统黎元洪，他正安排几个仆人往汽车上装一块巨大的匾额。

　　“黎大总统，这是给哪家商铺题的匾？”李谕问。

　　“给洛阳的吴将军。”黎元洪说。

　　“玉帅？”李谕说。

　　“是的，吴将军马上过五十岁生日，我亲手提了匾额。”黎元洪说。

　　“能得到黎大总统的亲笔匾额，吴将军一定非常重视。”李谕说。

　　“除了我提的匾，紫禁城里的宣统皇帝也送了御笔匾额一方，可要比我的尊贵一些。”黎元洪说。

　　吴佩孚现在如日中天，是人生顶峰时期，而且加上他爱国的名声，比其他军阀好太多，上百政要亲自跑去洛阳给他祝寿。

　　康有为也大老远跑了过去，送了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虽然这幅寿联明显是溢美之词，但现在的玉帅确实风光万丈。美国那边今年成立了《时代周刊》——只不过吴佩孚不再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人，因为此前已经登过李谕的头像作为封面。

　　再过上几个月，《时代周刊》就会把吴佩孚的头像作为封面，说明不仅国内看好吴佩孚，洋人同样非常看好他。

　　《时代周刊》对于吴佩孚给出的评语是：GENERAL WU（吴将军），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时代周刊》知道吴佩孚即便只是直系二号人物，但他才是真正有实权的那个。

　　在内容文章里，《时代周刊》还贴了几张其他军阀的照片，在提到奉系时，文章说张作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而且认为——“在中国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将军这位军阀无人能取代”。同时也提到——“尽管这位张将军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却非吴将军的对手，曾惨败于吴”。

　　比较意外的是，里面没有刊登张作霖的照片，反而用了张学良的照片。并且在张学良的照片下，评价他为“MARSHAL CHANG”（张元帅），“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李谕能上封面很好理解，毕竟他已经几乎上遍了欧美的头条。

　　至于吴佩孚为什么能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代周刊》的创办者之一亨利·卢斯就出生于吴佩孚的家乡山东登州（蓬莱）。

　　吴佩孚生于1874年，二十四年后，卢斯降临在登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中。一直到十四岁，卢斯才离开山东前往英国求学。

　　在卢斯眼中，山东人算是他的“老乡”，所以经常会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